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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過刊回顧計畫】涂懿文〈再思空間與性別:帶入陽剛特質的空間觀點〉

【《文化研究》過刊回顧計畫】

        文化研究在台灣的發展迄今已滿廿周年,這個以多元批判自許、思想與運動互進,以及跨越學科領域的學術社群的歷史軌跡需要長期的紀錄和對話,學術領域的推廣也有賴於回顧歷史過程。承蒙科技部人文中心「學術期刊數位傳播計畫」推廣方案補助,本刊執行「過刊回顧計畫」,邀請學術研究者、博士研究生根據自身研究主題,扣連過刊專題及社會議題,嘗試深化、複雜化研究課題的討問,拉長學刊內容與學術議題的討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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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空間與性別:帶入陽剛特質的空間觀點
Rethinking Gender and Space: Bring in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of the Masculinities

涂懿文(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反思社會、文化與空間

        我們經常使用「空間」一詞,卻鮮少充分意識到空間指的是什麼。空間對於我們的思維認知來說,一項都是個不可缺少的框架。它不僅交錯的連接我們的日常,成為一種資源供以我們描繪、感知、分析與評價事物的一種要素,同時也作為一種秩序,程度限縮我們的一切。不過如瑪西(Doreen Massey 1985)所說,即便是研究空間的學科——地理學,過去長期也經常難以處裡學科自身與空間的關係。更別說長期在知識論影響下的社會科學,使其經常預設時間與歷史分析的優位,時間被設想征服了空間,空間也普遍被認為是小於時間的維度。即使空間的暗喻時常暗藏於社會理論觀點之中,但是空間概念與要素被擱置一旁,經常被作為一個非連續性、非多樣性,也是瞬間與靜態的要素,其社會意義與重要性基本上也被低估。

        直到1970、80年代開始,不論是地理學的文化轉向,亦或社會科學的空間轉向,逐步開展強化社會與空間的意涵,同時也打開學科之間的對話。空間的重要性,在城市的發展矛盾與區域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議題裡逐漸浮出檯面,尤其在轉入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導引出資本主義與城市空間、社會過程與空間形式的關係探討。特別是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強調「空間是社會產物、空間在社會中生產」,終將不可捉摸的空間型態,實體化成為可以辯證的社會產物。空間不僅映現歷史與地理的交織狀態,同時作為生產/再生產過程,涵蓋各種社會關係與社會行動(So1a 1989)。與此同時,社會學也從過去只關注「人」在空間裡的社會活動,而僅將空間作為載具的視角中脫離,並且在建置社會理論過程中,開始帶入或預留空間觀點,開啟社會結構與空間關係的連接。雖然空間論證與觀點已經部分開啟對於結構與能動性的探討、對於社會權力運作與構成的政治經濟進行批判,但依舊有許多的缺陷,尤其經常落入過於大敘事、理性的、本質的,比如在大敘事的空間觀點裡,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基本的假設社會與行動者具有理性又本質的反應,略過行動者的各種反應。在社會理論中的結構化觀點,雖然強調著重行動者與空間結構之協商,但行動者本身的複雜性也經常被化約成一種均質。因此在後續空間觀點更受到後現代、後殖民等觀點的影響,打開更為複雜、散裂又異質的當代空間、社會與文化議題。

        在臺灣,社會、空間與文化研究承接西方的觀點,在本土展開多元且豐富的研究。在相關研究裡,已展開豐富的跨學科知識觀點與對話,在王志弘(2019)〈臺灣都市與區域發展之文化策略批判研究回顧,1990s-2010s〉一文裡,便仔細地回顧梳理與評述因應當今資本主義的文化發展,而在學界開展相關的城鄉區域與文化研究或實踐觀點。以臺灣主要三個研究機構:臺北大學都計所、臺大城鄉所、臺藝大藝政所各自發展的知識觀點為分析。三個機構雖然擁有不同的知識論點,發展脈絡也不盡相同,但整體來說都以挖掘空間、批判空間為導向,並探討如何介入與改造空間。這些觀點內容都能見到本土的知識觀點生產,且相互銜接補充。不過王志弘也提出一些隱憂,認為其社會實踐大多仍不夠具體,多停留於理論概念探討或是透過理論概念來指引其經驗分析,這個現象主要原因反應於文化與地方在實質的運作裡,仍無法仔細又細致的被討論。因此如何重新思索與掌握文化、社會與空間之間的複雜連動,為當前需發展與解決之處。就如王志弘所強調的文化治理之意涵,我們必須關注文化與空間之間的緊密與交織關係,來審視文化、政治、經濟多重交織要素如何藉由空間來映現,亦或空間本身結構紋理如何促成多樣要素的生產。

        文化、社會與空間的研究如何發展,如何看到之間互動關係,陳東升(2019)和莊雅仲(2019)都針對王志弘的提問進行補充。陳東升在〈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一文首要藉由梳理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化轉向、文化研究的空間轉向,以及空間研究的文化轉向的發展,展現了文化、社會與空間三者之間的交織關係。陳東昇也藉此提出四點空間、社會與文化的分析框架:第一,指出文化不該缺席,畢竟它是政治、經濟、社會與空間映現出的一種重要要素;第二,關注行動者的行動如何與結構進行互動;第三,文化既然為透過政治經濟、空間映現,也有其必要探討文化與政治經濟、空間的交互關係;第四,空間不僅只是容器,而是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的被作用者,同時也是作用者,因此需要加入不同空間尺度來進行探討,才能補充社會與空間交織的複雜性。莊雅仲則是透過〈民族誌、文化與地方〉一文中,指出在臺灣學界內針對文化與在地關係的討論較為有限,鮮少深入探索在地意義的過程中,因此經常導致無法理論化文化與地方。因此莊雅仲認為民族誌針對地方的意義探討與挖角有其重要性,可以藉由民族誌的細緻書寫與地方概念捕捉,來呈現微觀與鉅觀的連接,並開啟對話。

        透過這三篇臺灣本土專家學者,我們可以看到,空間的意義逐步被擴大與關注,尤其陳東升指出的多尺度空間的交織和組裝,和莊雅仲認為的細緻地方捕捉,是值得我們借用之處。整體來說,我們能發現空間的探討,牽涉政治、經濟與在地結構的特殊性,尤其是行動者本身的意涵被豐富的拓展。不過看似步入後現代強調的多元性、異質性的過程裡,我們經常可以發現被用來探討空間、社會與行動者交織的要素中,性別經常是個被忽視的要素,亦或它僅是一個次要的要素。瑪西(1994)曾經進一步的評析後現代觀點的某些弔詭,特別以索雅(Edward Soja)及哈維(David Harvey)兩位知名後現代學者的著作來審視,可以發現幾乎沒有提及或納入女性主義觀點。瑪西(1994: 214)點評,他們的著作乍看或許透過後現代視角給予文化多樣性和承認存在的觀點,也讓我們可以看到長期被邊緣的群體,但卻僅僅讓我們認識到某些事物存在,鮮少能賦權。瑪西更指出哈維的觀點論述存在於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化約論點,假定左翼政治運動需要存在於一個普遍性,並將所有鬥爭至於階級政治的框架之下。這種普遍性僅僅是白人、男性、西方人、異性戀幾個字詞的代表,而且所有的鬥爭無法只放在階級的意義,而是必須複雜的涵蓋性別、種族、宗教等要素。透過瑪西(1995)知名的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一書,雖然她以產業地理學與經濟不平衡發展為探討,來探索了產業區位的機制、城市和地區間不平等的型態,但值得注意的是她關注到父權與性別關係,如何隨著空間變化重新被配置,又或者是影響空間的進行配置。

        瑪西的一番評論,目的主要提醒納入性別觀點的重要性。當然,我們並非要強調性別在社會議題的分析中應該要具有絕對關鍵的位置,而是性別做為一種結構體制,經常緊密的交織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此延展出繁複的性別文化,且同時影響空間。因此不該忽視性別本身的效應,尤其是嘗試探討行動者能動性與空間之間的關係。所幸,性別的意義,在女性主義的理論化之下,也針對空間進行反思,並針對暗藏在知識觀點中理所當然的男性中心進行挑戰,同時女性主義內部也開展出多元歧異政治行動與流派觀點,並且相互修正觀點。接下來,本文會先在下一節看到女性主義如何談及性別政治以及將空間性別化,接著轉入探討經常被均質男性經驗,並帶入陽剛特質理論的修正,最後再到多元陽剛特質與空間的連接。

 

二、看見女性,將性別加入空間攪一攪

       1970年代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發展與許多學科的女性主義背景相似,主要源起女性學者意識到女性在各學科裡的知識處境相對邊緣。地理學作為一門探討空間的學科,過去同樣浸於男性陽剛主義與男性中心視角,時常略過或持續配置一套理所當然的性別化空間秩序,尤其地方、地景常在男性的知識中心之下被創造成一套穩固的性別意向,比如男性象徵公共的、女性象徵家居/私人的。這種公/私、內/外的空間秩序,是父權延展權力的一部份,迫使女性不論在公共空間要面臨男性的凝視,在家庭空間之中也早已被分配,其身體更被男性所否認。如同畢恆達(2004)在《空間就是性別》一書中,指出主體在空間之中並非去性別的,反而充斥著一套理所當然的性別化的配置,特別在家庭空間裡,女性經常並非全然的自由、性福與美滿,而是時常受到父權家庭的限制,以持續鞏固性別刻板與分工。整體來說,過去的空間經驗裡,幾乎不僅沒有女性的聲音,而其主體更是被壓迫以及遭受各種身體監管與掌控。這些議題,都成為女性主義地理學嘗試透過將空間性別化、問題化,透過關注女性的經驗,以指出其中性別權力的關係運作。

        蘿絲(Gillian Rose 1993)便以Feminism and Geography一書對地理學觀點作出梳理,同時指出要以女性主義的空間觀來替代男性主義的地理學。透過檢視時空地理學的路徑觀點、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地方觀點、文化地理學的地景觀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觀點,蘿絲分別指出各個理論觀點裡性別盲的狀態,以及需要納入性別化的空間觀點來重新思考:

(一)時空地理學

        雖然作為可以連接到社會理論的地理學觀點,藉由社會互動看到空間如何作為一個社會中介,以看見女性的日常生活路徑,且如何受到社會結構(公/私領域)的限制。但是時空地理學的路徑論點,僅能看到女性受制於日常父權的家庭空間,無法詮釋其經驗的異質性,顯然經常落入一種本質又結構的詮釋困境。女性的能動性為何? 實質內部差異在哪?鮮少能被回答,這種女性在整體被均質的情況下,導致身體化的行動、母職、勞動分工等無法被看到。

(二)人文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的地方觀點,雖然涉及環境、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過程等複雜的要素,也強調人與地關係的情緒與情感與經驗。但是地方觀點強化於日常經驗的表述,並且如何塑造主體的經驗與認同,但卻沒有大規模的連動結構與脈絡的情境是如何影響行動者,導致落入一種普世化的詮釋。然而這種經驗通常是被男性所佔據的,是一貫的男性中心,並排除女性經驗(特別是家與安全的概念)。

(三)文化地理學

        地景在此流派裡有著關鍵的位置,是指涉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的交織,且是在視覺中被概念化。過去從視覺化的觀察走入問題化與權力批判,它是一種再現的形式,而不是一種經驗物。畢竟地景並非單純的,也不是簡單的,而是一種陽剛的凝視。對於女性主義來說,地景與自然就猶如女性,透過男性視角而被作為一個象徵的地方,也因此發展出凝視的批判,指出在男性視角之下,女性、黑人或同性戀的位置時常被抹除,基本由中產白人異性戀陽剛特權的支配視角所壟斷且創造意涵。此凝視之下,女性被做為自然,正如他的陰柔,是女性主義者必需挑戰的本質之處。

(四)馬克思主義地理學

        馬克思主義的生產觀點,雖然反應資本主義帶來的空間效應,尤其是不均衡的發展。然而這種不均衡發展,不只帶來城市的地理發展不均,也同樣在內部形成社會的各種勞動分工,同時涵蓋性別、種族和階級的意涵,並非僅僅是階級的概念。尤其母職並非自然的,而是經常受到政治經濟和象徵角色的配置下,以此限縮女性的身體,像是家務分配、勞動薪資和女性壓迫,都是馬克思主義過去少被提及之處,同樣都是被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必須重新納入性別概念。

        透過檢視這些理論,我們基本可以看到過去知識生產所暗藏男性中心與陽剛主體的知識觀點的嚴重問題,因此經常將空間理論預設成為一套去性別、中性、沒有情感,甚至只是一個白人、異性戀男性所徜徉與享受的理所當然空間。斯佩恩(Daphne Spain 1992)在Gendered Spaces指出空間化的性別分層與社會建構的關係。斯佩恩認為空間基本再現了權力關係的運作,同時涵蓋了各種繁複的面向,尤其性別就是一種日常,也時常在地方的層面上被視為一種自然的建構。斯佩恩在書中具體的透過非工業社會與工業化社會的空間機構,涵蓋住屋、勞動空間,從她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不論非工業或工業社會都存在性別與空間分層使用的差異,特別是經濟結構(資本主義)和意識型態(父權)的結合,形塑了工業社會的性別關係轉變,資本主義也配置了性別化的勞動場所。像是空間的意義隨著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而重新調動,但斯佩恩認為卻產生更嚴重的分層,女性被派置在文書、秘書這種輔助性的職務上,男性則是常態的被放置在管理職務上。在體制上,這種透過空間分隔和距離化來排除女性與資訊、知識體系的接觸,導致她們在組織地位提升有限。對此斯佩恩(1992: 233)指出空間是被組織的,特別是在特權與權力之中的性別差異再生產,也因此狀態體現於空間排列中。性別分層,正是受到經濟、政治、技術、人口、意識形態改變而改變了性別化的空間,進而影響之。

        透過蘿絲、斯佩恩兩位學者的經典著作,可以看到她們主要揭露這些性別(尤其是女性)與空間的相互構成與關係,並挑戰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空間特性,同時也可以看到女性與空間關係的被限制與其可能展現的能動性。這種女性的經驗呈現與賦權有緊密的連接,更延展出身體政治的觀點。身體作為一種空間,在女性主義地理學觀點中,有其重要的位置。納斯特和派爾(Heidi Nast and Steve Pile 1998)提及地方是透過身體而經驗,身體也是透過地方而經驗,在這種動態關係之中,身體既是具體歷史和地理的定位點,也非簡單被定著,而是交織進入到地方。因此地方和身體作為一種生產,並在牽涉個體體格、情感、行動、思想的過程中成為一種真實,同時映照出身體、地方與權力之間所涉及不同具體尺度的關係。洛夫(Martina Löw 2006)的觀點裡,也指出身體不僅是個東西,也是物體之間的交互空間,因此並非固定和僵化。這種身體空間是文化的產物,是透過日復一日的轉變而成,因此經常是在矛盾中生產出其知識,也是空間和再現之間的摩擦。

        從這些觀點的發展,我們一步步的看到從女性個人空間到身體政治,再到更大空間維度的一系列的蔓延。反映女性主義地理學嘗試挑戰與解構父權與陽剛空間的不遺餘力與野心。透過將空間性別化,並且回到微觀的個人即政治角度來看到與強調女性的空間經驗,同時賦權。這些空間意義的探討,同時也結合與整合多個不同空間面向的交織,以再現地方的意涵與複雜。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 1999)就提及以尺度(scale)的概念來區分地方差異,且將地方與尺度想像為雙螺旋產生交織,以產生地方的重新概念與再現。然而麥道威爾也提醒,雖然地方的意涵看似是流動、變遷的,但仍然定著於時空之中,非隨意的解構,並且有其體制(regime),也就是雖然地方仍有其重要性,大部分我們還是受到空間限制、地理約束的生活,所以身體、家、工作場所、社區與城市、街道、國族國家等,都是建構於複雜且交錯的社會關係之中。

三、陽剛特質理論的運用,看見男性與身體

        性別研究可說是當今堪稱最多元的理論觀點,目的在於拓展性別本身的複雜意義,從女性主義過去強調女性的平等權,到後面走向結合階級、種族、性、性傾向等要素來看到多元性別的意義,以解構父權、挑戰父權、破除陽剛為目的出發。然而當陳浸於女性主義所帶來揭露父權,對於女性經驗的增補同時,我們卻也可以發現,男性作為一個性別的存在,確實時常有意無意的被忽視,亦或被簡化成一個均質的群體,鮮少探討與問題化他們同樣在父權結構中的面臨的性別問題以及空間的經驗。在當今的性別研究,大多集中在男性學者關注女性,或是女性被其他女性學者所關注,雖然這反映女性主義觀點主要針對過去女性在男性中心的研究中被噤聲,進而發展出的知識論與研究方法。這幾乎阻絕研究者本身在田野過程中對於男性經驗的理解與反思,更無法拓展性別圖像。強森(Allan G. Johnson 2008)在《性別打結》一書提到,父權作為一種結構,收納了行動者於此,男性雖然在性別關係中處於主導位置,但男性與父權的關係經常是一種弔詭。男性雖然在支配的過程中得到好處,但也必須付出代價,這種困於得利又受傷害的處境,是他們經常感受不到與權力穩定連接的主因,但也因享受到部分的權力,使他們鮮少反思性別的意義。學者考夫曼(Michael Kaufman 1994)也指出,男性與父權有著緊密的關係,男性在成長過程大多試圖學習如何進行接受與運作權力,畢竟這會賦予他們權力與好處。尤其社會權力並不是簡單的與抽象的,而是基本的內化、個人化、體現生產於制度、結構與概念化,並建置一個性別化的心理,使多元複雜的個人認同在權力/無權力之中體現。男性所感受的無力,經常是失權與控權共存的矛盾,因此也有必要理解他們如何在生活中複雜的運作這些權力。透過梳理其背後的多元因素,同時探索男性群體之中的內部階序,並非如女性主義過往犯了將女性作為一個均質群體來理解。

        不過確實,在發展關注男性性別議題同時,我們必須保持戰戰兢兢以及足夠的批判性,敏感的注意背後可能暗藏的問題,特別是男性、父權與陽剛特質三面向的連動。對於大多女性主義觀點來說,男性實踐陽剛特質基本被視為一種惡行,也是種罪惡。雖然稍嫌簡化,但我們不難想像,男性經常在父權體制之下,被引導與強制與陽剛特質進行連接,這種以生物性為基礎的連動,交織著社會歷史、地方/全球的維度、階級、種族以及身體,展演一套陽剛特質的秩序。柯挪(Raewyn Connell 2005)作為統整陽剛特質理論的推手,在其著作Masculinities裡,強調了民族誌研究方法、陽剛特質的社會與歷史建構特質、男性身體與陽剛特質關係以及霸權陽剛特質與陽剛特質階序等關點的重要性。在身體觀點裡,柯挪有著不少的篇幅來強調身體的重要性,其理論基本延續女性主義性別化與物質化的觀點,並藉由強調身體反身性實踐(body-reflexive practices)的概念,指出身體如何作為一種物質,不斷受到社會關係與自我調整的影響,進而動態實踐形成身體的經驗與體現(embodiment)。尤其他認為,男性身體無法避免陽剛建構,因此男體既是社會的,也是一種歷史的再現。另外,在其最知名的理論——霸權陽剛特質(hegemonic masculinity),則是柯挪借用自葛蘭西對於階級關係的分析,談及文化動態是如何藉由在社會生活中的某個團體聲稱及維持一個領導位置,並以霸權、從屬、共謀與邊緣四種型態來詮釋陽剛特質的內部階序。柯挪同時指出,霸權建置在文化想像和機構權力之中,是集體的,並非個人的,其體現的是一個當前被接受的策略,因此並非具有恆性,它既是動態的也是競合的。因此當父權防衛的條件改變,一個特定陽剛的支配性將會被侵蝕,而新的團體會挑戰舊有的團體,並建置新霸權。

        整體來說,柯挪統整了陽剛特質觀點,提供相關研究一個清晰的路徑。柯挪和梅瑟史密特(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 834)透過回顧多年研究成果與發展指出,這股男性與陽剛特質的探討風潮基本有四種研究面向:驗證霸權帶來的結果與代價、揭露霸權機制運作、追蹤霸權改變及陽剛特質多樣性,其中尤為揭露霸權機制的研究最為豐富。不過之中也有不少對於(霸權)陽剛特質理論的批判,比如霸權觀點中經常缺乏了非霸權陽剛特質的形成過程,也過度將霸權視為一種社會支配,導致霸權經常被建置成一種二元,並展現了異性戀、暴力與犯罪的實踐配置,重新催化對於男性的刻板。此外,更多的批評則是來自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其身體觀點過度與生理男性的連接。特別是巴特勒(Judith Bulter 1990)的理論,認為性/別不過為知識範疇下的一種社會建構,身體只是個論述的再現產物,因此必須透過語言與論述來顛覆性別。在她的觀點之下,身體的物質性逐步消逝與被拆解,打開過往性別與身體緊密的連接,身體觀點詮釋邁向多元與解放,使性別成為一種流動、協商與創造,也因此在去二元性別的觀點裡,男體-陽剛/女體-陰柔看似本質的聯繫也開始被挑戰與反對。此論點吸引了酷兒理論學者,以陽剛特質如何沒有男性?作為一個重要的提問與批判,認為陽剛特質不能簡單的被男體所佔用,必須脫離與白人、異性戀、中產階級男性的連接及與論述,進而開展女性陽剛(female masculinity)的可能性(Halberstam 1998; Janson 2007)。洪凌(2015)也在〈反常肉身奇觀,跨性酷異戰役〉透過奇幻文學來探討常態性政治經常針對身體落入的偏見與幻想,並指出酷兒陽剛本身的複雜性,無法被簡化成為一種本質性的存在,因此身體作為一種再現的器物,必須重新翻攪其限制住身體的規範。

        雖然以巴特勒的顛覆觀點與超越身體的論述具有魅力,引起許多共鳴。但哲學化的身體觀點,經常陷入一種心理式的分析,對於身體的詮釋不僅極端、無實體,有時稍嫌艱澀難懂,因此部分學者指出身體的觀點還是必須放回到日常生活中的互動、實踐,及其涉及鑲嵌於特定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Jackson and Scott 2001; Davis 1997)。米達歷克(Jack Migdalek 2015)指出,雖然性別、陽剛特質與身體彼此存在著張力與辯證,身體的意義時常在社會建構過程,被賦予一種與生物的本質連接,進而掉落生物學的陷阱,但也並非要拋棄生物身體所具有的物質性,而是需要看到身體如何涉入日常生活中的細緻權力關係。身體在現代與後現代的詮釋之下成為一種矛盾與衝突,也是一種物質與心靈二分爭論,進而影響陽剛特質的觀點。但不意謂我們要拋棄陽剛特質與男性關係的探討,反而我們必須細緻的檢視看到男性如何透過身體的打造、塑造及想像來與陽剛特質連接,亦或創造不同類型的陽剛特質。如我們在上述女性主義地理學所提及,身體作為一種空間,不論是物質性的或是心靈層面的,都在建構的過程進行變化。因此,男性的陽剛身體打造不僅是種計畫,同時也是個未完成的計畫,同時在打造的過程受到社會所凝視與管制,這些身體的意象生產,持續的被賦予一套清晰的位置與不均等的編排,但不可忽略的是,男性同樣也在社會監管之下,發展出各種身體策略、抵抗與協商等能動性。

        以西方脈絡最常談及運動與男性之間的關係,便能發現運動不僅僅只是一種自然化的日常行動,而時常涵蓋對於男體的監管與打造,也經常是男性鞏固、競爭陽剛的空間場域。利利斯(Ulla-Britt Lilleaas 2007)在“Masculinities, Sports, and Emotions”以從事手球運動的男性為例,透過這些男性,來呈現這些男性如何實踐以及想像身體,進而影響他們的身體感受與經驗。文中男性時常將身體視為一個可管理與控制的物質,並且將速度、力量與肌肉視為一種理想型,他們將肥胖就會被視為一種自我控制的失控,因此必須透過飲食管制避免身體走向肥胖以及體態上的貧弱。此外,在運動員之間雖然時常在展現集體情感之下進行擁抱等身體的互動,但同時他們也會刻意透過展演情緒疏離,來確保不會被誤視成男同志。此運動團體的運作,不僅涵蓋一套陽剛秩序,也成行一套凝聚與認同,迫使他們經常在身體部分受到損傷時,會採取忍受的方式繼續參與團體活動來確保連接。布里奇斯(Tristan Bridges 2009)的研究更以一間健身房的業餘男性作為觀察,發現了健身房的空間內部自行成形了一套性別關係與階序,裡面映現了男性、身體、空間與陽剛特質的複雜關係。比如有位健身者,由於他在此健身房最強壯,因此能看到他在與其他人互動時的優位與自信,但當他到離開這個健身房後,卻無法持續保持他的優勢。此外,健身房內部也存在健身與健力兩種團體的競合,健力者經常恥笑健身者互相合作的舉重模式中,時常碰觸到彼此身體,就如男同志一樣。健身者則是認為健力者只是不過追求個人式的愚蠢競力。

        本節我們稍微總結男性與陽剛特質理論的發展,再重新看到身體的理論觀點。過程中可以發現男性與陽剛特質理論逐漸拋棄穩定又靜態的概念,而是朝向更為動態、彈性與多元的詮釋。在之中也特別看到男性身體作為一種空間暗喻,並且充斥著計劃,不僅反映個人的期望,同時更反映外部如何複雜的介入與監控身體的意象,同時在過程中進行陽剛階序的生產與再生產。這賦予我們在探討男性與陽剛特質之間的建構關係時,可以擁有更多的觀點,尤其是身體與空間的多元性。

四、陽剛特質地理學的浮現,多尺度的陽剛特質與空間關係

        在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論述裡,空間作為一種父權的再現,與男性、陽剛特質有密切的關係,也經常對女性、少數性別造成壓迫。我們不可否認陽剛特質空間確實應該被作為批判的對象,但是不論隨著空間觀點強調行動者的發展,亦或陽剛特質理論所歷經的修正,都暗示我們應該要朝向更多元且動態的視角來檢視男性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並非繼續採取簡化或均質的論述來繪製男性在空間製造的霸權或是暴力。

        透過上一節,我們主要可以看到身體作為一種物質與心靈的空間暗喻時常出現在陽剛特質理論裡。但實際上,在整體陽剛特質理論的基本論點裡,仍然鮮少將空間的重要性納入,如同在第一節所探討的,其觀點受到社會科學的時間優位的影響,空間的意義經常是次位,亦或不重要的。此發展的緩慢部分也是來自地理學界針對男性與陽剛特質的探討發展較晚。在受到柯挪理論的影響後,首要以1991年傑克森(Peter Jackson)“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Towards a Social Geography”文章為關鍵,嘗試提出整合陽剛特質與空間的觀點。傑克森透過回顧與比較不同區域歷史的男性陽剛特質展現,來指出陽剛特質不僅只是歷史性,同時也涵蓋地理性,並在過程中導致陽剛特質的實踐差異。此外,空間結構也是支撐陽剛特質運作以及維持父權體制底下性別關係的重要要素。雖然傑克森開啟相關討論,但整體陽剛特質與地理學空間觀點的結合,整體發展依然相當緩慢。後續主要也受到三方觀點影響:第一,社會理論逐步對於空間、時間與社會關係的重視,強調實體與物質本身必須放置在特定的時空結構中才能具有其意義(Hickey and Kenway 2014);第二,女性主義地理學強調指出性別關係的運作,鮮少能脫離空間而運作,而是一種社會與空間的關係建構,因此不論是人、身體或地方都是性別化的空間尺度(Berg and Longhurst 2003; Gorman-Murray and Hopkins 2014);第三,在各地蓬勃發展的男性與陽剛特質研究,所展現的各地陽剛特質的文化獨特性,使得探討陽剛特質、社會與空間之間關係的重要性提升。柯挪和梅瑟史密特(2005)在回顧陽剛特質觀點發展中也特別提及持續發展陽剛特質地理學的重要性。他們反思的指出,過去時常假設全球-區域-地方這樣簡化的權力階序與權威,顯然是種錯誤,在高估了全球化力量同時,卻忽視了區域的抵抗與能力。因此有必要藉由三個層級:當地(家庭、組織、社群,民族誌與生命史研究)、區域(進入文化的層級或是民族國家,可以透過論述、政治與人口學研究)與全球(跨國區域,像是世界政治、跨國企業和媒體)來探討陽剛特質的地理性。

        由於受限於文章篇幅,本節不一一列舉在各地區發現的陽剛特質特色,而僅以亞洲華人的陽剛特質與文化來進行探討,並稍加對比西方特色來看到亞洲華人陽剛特質的獨特性。相對於西方陽剛特質豐富的探討,中國陽剛特質的討論不僅少也出現的晚。雷金慶(Kam Louie)的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為主要的著作之一。雷金慶認為當代的陽剛特質詮釋被歐美所獨佔,許多特質如西方所謂的身體或行動意象上雄壯威武(macho),便難以用來詮釋中國男性,畢竟在中國傳統裡英雄、好漢與才子、文人有著平衡的作用,這也導致在西方眼界裡,中國男性在身體意象上總是那麼的不像男人,而多是貧弱的。在中國文化裡,雷金慶注意到文與武作為一種傳統文化信念流傳在亞洲社會裡,其分類首要將女性排除,並由男性獨佔,因此具有性別分層的意義。此外文武特質也在內部成形階序,文經常被認為比武的意象還優越,因為文象徵的是高雅、文采與藝術,它的意義經常廣泛流傳於政治與教育的觀點裡,也經常與中高社經地位者進行連接,並將高學歷者視具有權力道德上的正當性、優越性。文的意義,背後脈絡來自於儒家思想(confucianism),並以此為文化基礎開展成為一套強力的社會系統。武的特質,雖然與戰鬥及大規模戰爭有緊密的關係,但程度與非軍事及和平有緊密的關係,並非簡單強調武力征服,而是一種控制政治局勢的力量,因此經常體現一種軍事權威,建立於功績、帶來和平的、平息混亂的。由此能看出武的意義,和西方所強調戰鬥、肌肉的身體陽剛意向,有著不同的形式。尤其武特質的意涵經常是作為支撐文特質的一種根基,鮮少被視為優位,因此多屬非菁英階層的陽剛特質。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亞洲,特別是東亞,共享著特定的區域文化,但也可能因為各地區歷經不同的歷史發展、不同程度的西化或流行文化的發展,而出現不同的變化。比如中國也在歷經共產黨執政下所強化的農民與工人的形象,導致武特質的位階轉變,使文武陽剛特質產生有多重的混合。韓國也在經歷發展流行文化之下,催生的花美男與西方健體的結合,成為一種新型態的亞洲陽剛特質。整體來說,都能看到陽剛特質想像不如以往均質,而是趨於異質性。

        除了文武特質的意義,雷金慶也大略提及文特質如何與孔子的思想中心-文、孝、忠、心進行緊密的結合,成為中國文化與陽剛特質實踐的一個關鍵。可惜的是,他未深化文特質背後的社會意涵,導致容易忽視華人父系制度與儒道結合所產生一套複雜且精緻的親屬關係與家庭制度。至今越來越多以亞洲華人為主的男性與陽剛特質研究,指出亞洲陽剛特質的認同及行動與結合儒教的父系家庭制度有緊密的關聯。在梅斯特羅姆(Ulf Mellström 2003)的著作裡,他透過在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群的民族誌調查發現,馬來華人男性的生命鑲嵌於儒教與家庭制度結合下的家族主義(familism)、家父長主義(paternalism)及人格主義(personalism)之中。家庭作為華人的道德中心,透過孝道文化來進行鉅觀到微觀的結構整合,以形塑父子、長幼、夫妻的階序關係來穩定秩序。此外,藉由獨特的家庭與性別文化,強調實踐婚姻的重要性,作為男性存在與成年的重要儀式,以持續生產與再生產男性、父權、性別體制與陽剛特質之間關係的緊密運作。蔡玉萍與彭銦旎(Choi and Peng 2016)針對中國農民工的城鄉移動研究中,也發現男性農民工的移動行為與家庭角色、傳統孝道價值有密切的關係,即使這套價值在經歷過西化觀點、都市化與全球化等衝擊之下,導致華人家庭型態/關係產生程度的修正與改變,其家庭結構與親屬關係也不如以往穩定及均質,但依舊程度鞏固具有儒道意義的陽剛特質實踐,同時以此開展複雜的男性家庭角色實踐與陽剛特質想像。

        至此,文武、儒道等富含中國文化意義的區域陽剛特質已經浮現,但如同前述,雖然這些文化價值在大範圍的空間尺度裡存在著程度的共享,但我們仍然無法忽視民族國家之間的脈絡與差異,不僅要比較不同國家的歷史脈絡,也要回到地方本身的框架來理解其陽剛特質的變遷與脈絡。特別是城鄉的地方發展落差,經常也是陽剛特質異質的主要來源。肯韋、克拉克和希奇-穆迪(Jane Kenway、Anna Kraack、Anna Hickey-Moody 2006)的研究,就呈現了美國邊陲小鎮如何在全球化侵襲之下,導致傳統產業的瓦解與觀光業的興起,而使當地青年男性喪失與父輩傳統陽剛的連接,但他們並非簡單順應全球化侵蝕,而是重新應用鄉村的空間感、身體感與在地認同以配置生產陽剛特質,並對抗全球化的侵擾。

        透過西方研究與臺灣研究的反思,我們不難看到陽剛特質的建構、脈絡與關係,非常明確的都涉及了時間與空間的偶然(contingent),因此在性別化的脈絡中、關係與實踐都有相同的重要性,並且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共同影響認同的結構化(Berg and Longhurst 2003)。陽剛特質總是種內部矛盾與歷史的破碎,因此在性別關係之中高度偶然、不穩定、競爭的空間,並在認同的空間之中生產。同時也不只是當地、國家與跨國,同時也是身體經驗,全然展現了多尺度空間之間的交織。赫恩、比里克和喬爾森(Jeff Hearn、Alp Biricik、Tanja Joelsson 2014)指出過去經常忽視不同等級的空間,因此導致許多空間的生產、使用、居住、支配和控制都被男性所佔據。雖然陽剛特質著重於較微觀的空間運作,但也不該忽視鉅觀空間的影響。赫恩、比里克和喬爾森(Jeff Hearn、Alp Biricik、Tanja Joelsson ibdi.: 37)提醒我們,不應該簡單的關注單一層級的空間,而是必須關注不同層級空間之間的複雜性,並且適度的將不同層級空間進行連接,以呈現身體、特定地方與陽剛特質的生產關係。畢竟男性行動者在實踐與想像陽剛特質過程裡,總是複雜的帶入區域文化、性別、族群、種族、職業、階級、性傾向等面向,並倚賴社會、時間與地理環境過程中生產與再生產陽剛特質與階序,以維繫個體自我認同或排斥他者。

五、找尋與拓展臺灣(地方)的陽剛特質

        本文一層層梳理空間觀點,從加入性別與女性,再到探討帶入男性、陽剛特質與空間關係的重要性,主要目的在於指出性別的意義,如何協助我們可以細致化空間的意涵。尤其西方陽剛特質理論的發展趨勢與修正,讓我們可以看到陽剛特質理論不僅強調民族誌探索,也邁向挖掘多元異質性、階序,以及朝向不同層級的空間(身體、地方、區域、跨國與全球)觀點邁進。特別是陽剛特質地理學所提供的空間視角,使各地區的獨特性浮現,上一節回顧的亞洲陽剛特質,更反映區域歷史文化下的陽剛特質,以及隨著不同地理空間,再次產生的修正與變化。

        何謂臺灣的陽剛特質?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性?至今依然是個待答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持續的提問。這個議題的重要性,不只具有性別意義,同樣涵蓋複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意涵。我們不可否認,雖然當今臺灣社會看似邁向性別平等的狀態,陽剛特質不論在公私空間中都持續的被解構,不少男性讓渡出部分空間權力,使女性在公私領域中都能逐漸被看到。但是實質上,我們可以發現男性作為一個陽剛集團,依然持續在各個不同尺度的空間裡作為支配者。

        在臺灣的男性與陽剛特質研究,目前除了心理分析,針對特定空間場所,如職場、校園,藉此理解個體在特定組織機構裡的陽剛特質實踐與協商。有部分研究也採取陽剛特質理論所強調的歷史建構觀點。如黃淑玲(2003)透過指出臺灣花酒文化如何鑲嵌於漢人歷史脈絡,並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被催化,成為政治經濟精英的雅文化。何明修(2006)則是帶入歷史來探討工會男性如何在臺灣威權統治的歷史脈絡下,喪失其反抗的運動文化,因而在面臨勞資關係時產生閹割焦慮,進而轉向援引更原始的身體文化政治作為抗爭工具。此外,也包含採取歷史書寫或現象的陽剛特質再現分析,例如廖瑩芝(2015)針對從解嚴後的幫派電影分析,來看到國族陽剛特質的意義。廖瑩芝指出電影幫派男性的形象設置不再如過往傳遞霸權陽剛,反而多以底層、挫敗且面臨絕望的邊緣男性,來呈現他們在陽剛特質的失勢。電影裡雖然仍經常藉由展現男性對於女性情慾的渴望,以符合異性戀規範,但實際上這些角色卻又無法在權力、體魄、外表上展現強勢的競爭力,基本的再現臺灣男性集體在當代的某種失權與不安。鄭鴻生在《尋找大範男孩》一書內,藉由回顧自己的祖父與父親的生命故事,闡述在日治與國府時期的威權統治下,破壞了既有的父權框架,導致本土男性與國族認同連動的不穩定。他們的研究在不同層面指出了陽剛特質的歷史結構性,意味著陽剛特質的生產並非真空存於社會,而是緊密的鑲嵌在臺灣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變遷與社會發展。

        雖然臺灣在陽剛特質的歷史觀點使用上,已有不錯的發展,但僅採用歷史觀點可能造成的問題,在於容易陷入某種一種鉅觀想像上的簡化。像是廖瑩芝或鄭鴻生探討的陽剛特質在國族層面的意義,是否可能只是簡化特定階級、族群或區域的一種論述?黃淑玲探討的花酒文化,是否是臺灣所有男性實踐陽剛特質的關鍵?何明修所探討的工會陽剛特質,也可能僅限於特定的組織,無法推論為所有組織裡男性的陽剛實踐狀態。藉由他們的研究,或許呈現的這些陽剛特質能映現部分社會文化價值的獨特性。但是有些歷史探討終究並非所有人的歷史,歷史記憶和記述本身就存有複雜的狀態,陽剛特質更不單單僅是單一史觀下的產物。因此要如何展現歷史要素的複雜,除了必須採取更多元的歷史挖掘,也有必要納入空間的意涵,以看到個體、組織如何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之下,成形陽剛特質認同與論述,亦或透過多尺度的空間來產生複雜的連動。換句話說,我們已經不能簡單的僅強調單一要素對於陽剛特質的影響。

        目前在陽剛特質的地理觀點使用上,本土的研究較為缺乏且仍待開發。即使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經常能感受臺灣城鄉、南中北亦或東西等區域的些微差距,又尤其地方脈絡、政策、產業與族群文化上也經常不同,實難以簡單預設男性在陽剛特質的實踐與想像為均質。涂懿文與唐文慧(2016)的研究為近年少數採用陽剛特質地理學的空間觀點。他們的研究試圖關注漁村、家庭與陽剛特質的關係,指出相較於都市空間的現代性,漁村空間留存的父系家庭文化價值緊密的影響男性陽剛特質的實踐,因而生產鄉村型的陽剛特質。不過可惜之處在於文中並未針對漁村、鄉村等地方的空間意義有細緻區分,在研究裡也未明確闡述空間的歷史脈絡與轉變,導致無法拓展不同層級空間的交織意涵。

        相對於在地研究,臺灣不論在性別或男性研究等跨國議題上,有較不錯的基礎,特別是跨國臺商與跨國婚姻議題不乏學者的關注,也程度帶入臺灣脈絡與特色。例如沈秀華(2013)針對在中國的臺商如何承載跨國資本主義的集體陽剛特質與臺灣的花酒文化,而開展他們的性與親密關係的實踐。田晶瑩與王宏仁(2006)則是拓展選擇跨國婚姻男性的經驗,豐富呈現臺男如何受到臺灣文化價值(包含社會論述、仲介、同儕與親友觀點)對於傳統理想型的妻子形象的想像,而促成其婚姻的選擇。不論是跨國臺商亦或婚姻,我們都看到在全球化與跨國過程,在地的脈絡與影響從未消失,不論是國族的優勢意象亦或家庭文化,都緊密的與其行動與認同進行連接。然而是什麼的文化與價值成為影響臺灣男性的行動與認知的基礎?顯然並非簡單跨國觀點可以理解,而是必須帶入在地經驗的挖掘。

        從臺灣陽剛特質研究的發展,基本能看到時間(歷史)觀點不夠、空間(地理)理論缺乏,這是造成臺灣本土陽剛特質理論探討陷入困境的主因,意味著我們容易失去對於本土特色的詮釋。誠如王志弘(2019: 42)所說:「地方生活(文化)的支持性網絡,就是看似理所當然、宛如背景,但實際上支撐、串接、構築起吾人生活紋理、軌跡和節奏的那些物質性、社會性與象徵性的設施、裝置、關係及符號的複合體」因此如要深化本土男性與陽剛特質的觀點,我們勢必踏入挖掘臺灣在區域與地方結構裡獨特的社會與文化,且在挖掘後嘗試組裝不同層級空間互動與交織的關係,藉由全球、區域、地方到身體、從鉅觀到微觀的社會結構與空間交織的陽剛特質分析,才能理解如何對男性與其陽剛特質實踐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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