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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過刊回顧計畫】文已翎〈從逆權運動看香港的民主運動與「本土」論述〉

從逆權運動看香港的民主運動與「本土」論述

文/文己翎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19年是香港躁動的一年。2019年年初,筆者參加了不少有關雨傘運動的討論會,當時不少老師及朋友試圖藉著雨傘運動五周年的契機,反思當下香港的社會狀況。然而當我們仍然嘗試了解雨傘運動所帶來有關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影響之際,香港的社會環境已經在經歷劇烈的轉變。就著港府提出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逃犯條例修訂》),社會爆發了一系列的大型抗爭運動。自六月初開始運動急速發展,持續超過半年,其規模和頻密程度都超越了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其他反抗運動,並改變了過往的認知、社會習性和行動疆界。本文應編輯室的邀稿,回顧《文化研究》期刊在雨傘運動兩周年規劃的「香港﹙後﹚殖民主義的新面貌及文化危機」的一系列主題文章,並延伸討論後雨傘運動的香港社會狀況,也藉機討論當下仍然持續由《逃犯條例修訂》引起,但訴求已遠超過或不再直接與《逃犯條例修訂》有關的一系列抗爭。撮文之際,運動仍然持續,運動對於政治、文化、社區的影響才剛醞釀,因此筆者無意總結運動,只是試圖透過自身的參與和觀察,討論運動中有關身分認同及民主化這兩個面向的相關課題。

一、「一國兩制」與九七後政商聯盟

            一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都是爭取政治權利的抗爭。身分政治,例如香港與中國身分的張力、中國和香港文化認同上的差異等,並沒有成為主導民主運動的主要因素,但身分認同衍生的問題,尤其在與北京政府的關係上,卻是影響著行動者的抗爭模式,以及導致民主運動出現分歧的主要原因。要了解香港的民主運動為何以這樣的面貌展現,首先要了解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與九七後政商聯盟的管治下,呈現的政治經濟格局。「一國兩制」作為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框架,根據呂大樂(2017: 7-8)的說法,「從第一天開始便不是追求一個把事情圓滿解決的安排」。在前途談判和過渡期間,對英國而言,主要的考慮是如何維持香港的現狀不變,使投資者能在過渡期安心繼續投資,並在主權移交後繼續維持其在香港的利益。對北京而言,1949年之後的對港政策一直是「長期打算」,好好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發揮它幫助中國發展的功能。面對收回香港的問題,北京關心的是香港能否發揮其期望中的作用。因此,北京所需要的並不是收回一個社會主義的香港,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對於香港而言,香港社會一直存在著對中共政櫂及社會主義的恐懼,港人對北京政權的信任在1989年北京民主運動以六四屠城作結後跌至冰點。於是,「一國兩制」是三方都不太滿意卻都能接受的「政治妥協」(ibid.: 8)。

            於是,「一國兩制」如何落實便成為不斷引起爭論的議題。在主權移交後,香港爆發的多場大型運動(包括2003年七一遊行、2014雨傘運動及2019《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一系列抗爭)都與「一國兩制」在實踐上的張力與矛盾有關。一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或是說主流的泛民主派政黨)都是嘗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盡可能確保香港在政治領域下的自主權。不過,對於北京而言,「一國兩制」的功能只是在於利用香港的制度和特殊位置幫助中國經濟發展。陳奕麟(2016: 22)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國兩制」是種「虛構的自主權(fictive autonomy),其實只是偽裝地把香港併合到(不斷發展的)大中國領域的現實去。」然而,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保存香港的地方自主權越來越顯得困難。一方面是北京政府改變對香港的管治方針,撕破「自主權」的面具,嘗試更加直接地操控香港各個領域的運作。另一方面,香港的資本家也不在意爭取地方的自主權,只要他們可以在現存的制度下獲得利益——「如有必要的話,這些(香港的)資本家會刻意提倡(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同時犧牲民主權利,藉以保障自身的既定利益。」(ibid.: 123)即是說,儘管港府經常高舉香港作為「經濟城市」的功能,並批評反對運動太過「政治化」,損害香港的經濟發展。但在實際操作上,商業利益經常與政治纏繞在一起,與政權共謀的資本家刻意避開跟北京有關的衝突,並在幕後影響某些意識形態的運作。陳奕麟更是認為,這種政商聯盟的共謀式權力利益關係,是真正民主公共領域的最大威脅,也是九七後香港的真正面貌(ibid.)。

二、民主運動的爭辯與本土運動的冒起

           陳奕麟認為香港這種政商聯盟的共謀式權力利益關係能否成功,「完全取決於能否抑制威脅幕後政商聯盟的民主運動」(ibid.)。不過,從1990年代開始,香港民主運動的範式(或者更準確說是泛民主派政黨領導的民主運動)其實並沒有脫離「一國兩制」的框架。泛民主派政黨承載了香港社會對中共政權及社會主義的恐懼,「民主抗共」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主要基調。但同時,在政治現實的考量下,他們接受「一國兩制」的框架,並試圖在北京政府設定的遊戲規則下,爭取香港的民主改革。

            只有在理解泛民主派政黨對北京政權的曖昧態度,才會了解為什麼他們會以議會政治為中心或是以占據最多的議會資源的策略來爭取香港民主化:一方面,他們相信北京政府會按照基本法的承諾,認為香港的政治制度最終會邁向全面民主化;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白給予香港自主權從來不是北京政府的目的,擔心北京會利用不同手段,直接或間接影響香港的各個領域的運作。因此,透過議會政治為中心的策略來爭取民主化的考慮便是,運用議會的權力給予北京政府壓力,試圖加快政制民主化的進程,同時也透過占據議會的位置,減少北京政府在香港政治領域上的干預。這批民主運動參與者的慣習,構成了香港獨特的抗爭模式和政治文化。羅永生總結了這套模式,包括:

(1)以溝通談判來與北京交往;(2)以選票、議會議政為中心的民主觀;(3)儀式性的抗議;(4)利益代理人的社運策略;(5)以中產紳士式理性辯論為本的政治文化;(6)民運領袖以社會怨氣疏導者自居;(7)除普選議題外,欠缺與建制派有真正不同的文化及社會藍圖。(羅永生2018: 23-24)

羅永生稱這套範式為「虛擬自由主義」,即是香港從未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現有的制度亦未有對人權、自由等價值有充分的保障,也未能處理政商聯盟共謀式的權力利益關係,但泛民主派仍然選擇以議會民主為中心推動民主運動

            自2006年起,從反對利東街拆遷,到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香港出現了一波新形式的城市運動。張佩思(2018: 151-152)以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為例,分析在這場運動中建構的「本土論述」,以及運動嘗試進行的文化解殖。「本土」一詞首次成為運動的主要論述,行動者嘗試透過建構有別於殖民者敘述的香港故事,重提在主流論述中少人談及的反抗殖民政策的歷史,重新思考何為「本土」和「香港人身分」。行動者亦將抗爭視為爭取城市規劃民主化,拒絕為經濟發展放棄社區生活和人文價值,並嘗試建構自主、平等、正義、多元的「本土」認同。不過,張並未提及,事實上這波新城市運動的出現,沿自於行動者對主流泛民主派政黨的不滿,並嘗試在議會民主為中心的民主運動提供新的元素。後來,不少曾經參與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的行動者,亦高度參與2019-2010的反高鐵運動,並在其中具體形成一套「農地敘述」。當時因為菜園村位於設計中的列車停車側線,故須被拆遷;保衛菜園村的行動者反對以經濟利益為重的城市發展,並提倡不同的生活價值觀。羅貴祥(2018: 136)指出,香港的農地敘述作為一個另類想像在於希望保存香港的自主,但並不等於它是傳統的東西;這套敘述不等於它認同傳統農民或是農民反抗運動,而新界原居民更是在這套敘述下被視為利用英國殖民管治遺留下來的法例,透過買賣業權賺取厚利的既得利益者——

換言之,農地敘述是以非原居民,或以任何對耕作有興趣的人的角度出發,即使那些與土地沒有固有關係的人。這也造就了一種新的本土主義,而農地敘述亦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觀,藉以對抗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國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政策的力量。(ibid.: 137)

然而,在北京政府更加直接地操控香港各個領域的運作,以及中港資本的加速融合下對日常生活各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得中港矛盾以「反中國」的文化衝突爆發。這波針對中國人(主要以新移民、國內遊客及水貨客為主)的討論從2012年開始在網上討論區發酵,並在2013年發起了在多區驅趕內地遊客的直接行動。童慶生(2018: 198)將這波排拒大陸人的「本土」行動歸咎於香港與中國在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的區別,並批評香港人並不考慮大陸的感受。王智明與陳欣欣(2018: 204)回應童慶生時指出:「今天的中港矛盾正是源於政權轉移與一國兩制,非但沒能夠啟動去殖民過程以解決殖民問題,反而因為經濟分配不均以及政治權力管控失當,而被轉化成為文化衝突以及認同矛盾。」即是說,在文化衝突的表徵下,不能忽略中港資本的加速融合下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其實在反高鐵運動中,菜園村便是中港資本的加速融合下的犧牲者。駱穎佳(2016: 140)更是認為:「中港融合的論述其本身就是是一種新自由國族主義論述,透過推動自由貿易,以及瘋狂開拓自由市場,將『中國』想像/編織成香港資本家的慾望對象,並誘惑著香港人與它融合,形成一種資本主義-民族的共同體。」不過,雖然在反高鐵運動中已經開始討論中港資本融合的問題,但反對中港融合並沒有成為運動的主要訴求,運動更沒有走向反中國/中國人的發展。事實上,在2009年末立法會財委會討論高鐵工程撥款開始,反高鐵運動主要以過往民主運動的框架動員(例如,強調立法會的不民主成分、某些議員是興建高鐵的得益者、政府因為不民主制度才能在議員的護航下通過高鐵撥款等等)。

            總的來說,從2006年由新城市運動開始的「本土論述」,到了2012年「本土論述」開始有了排拒中國/中國人的轉向,這一些「本土」運動也是沿於對中港融合(不管是在政治、經濟或是社會文化上)的反對,以及對主流泛民主派政黨的不滿,並嘗試在議會民主為中心的民主運動展開了對於城市規劃、解殖、身分政治等不同議題的介入。不過,政制民主化仍然是這時期民主運動的主導認知框架,即是組織者(比如在反高鐵運動的後期包圍立法會的一役中)仍然選擇以民主化的訴求動員,以求動員更多市民到場支持及參與運動。

三、從佔領中環到雨傘運動

           2014年雨傘運動的背景是由戴耀廷於2013年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2013年1月,當時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為題,指出若香港民眾不再施以更進一步的行動,普選的目標將會無法達到。他鼓勵市民及民間領袖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表達「港人自決」的權利,希望透過違法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戴耀廷2013/01/16)。「佔領中環」計劃強調「可控性」,整個計劃籌備超過一年,計劃按照步驟:願意參與佔領的人士先簽署意向書、再經過商討日討論不同的普選方案、交給全香港市民投票決定;若政府不同意方案,則以不合作運動抗爭,直到最後一步才會進行以堵路的方式「佔領中環」。戴耀廷想像的「佔領中環」是簽了意向書的一萬人,以堵路的方式象徵香港人願意以影響金融中心的運作來爭取民主,參加者強調非暴力抗爭,並不會抗拒警方拘捕。「佔領中環」不是即興發生的政治事件,而是演繹為迫使政府妥協的最後手段。李立峯(2018: xvi)指出,「佔領中環」是溫和民主派在面對社會形勢轉變時作出的一種「自我設限的激進化」(radicalization with self-restraint)。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起,香港社會經歷多次的抗爭循環,社會以至政權都開始對社會運動或是集體行動集以為常,過往慣常的社會運動劇目(如請願、遊行、集會等等)無法達至震撼感和給予政權壓力,因而需要更加激進的手段表達訴求。然而,「佔領中環」並沒有脫離過往民主運動的主導認知框架,而是將「佔領」視為手段及與政府談判的主要籌碼,爭取政制民主化。

            然而,「佔領中環」並沒有像預期計劃中發生。人大8月31日的決議[1]告訴香港人真正的民主選舉在短期無望,不少過往認同「民主回歸」/「民主抗共」的泛民領袖紛紛宣布「民主回歸已死」,難以繼續過往民主運動的路線,也就是與北京溝通談判以爭取民主化。學聯及學民思潮兩個學生組織於9月22日發起罷課,並於26日突擊闖入政府總部東翼迴旋處的「公民廣場」,並於翌日有市民由四方八面前來聲援,把各條通往政總的天橋填滿,迫使戴耀廷提早在學聯「命運自主」大台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及後,9月28日下午,警察突然發射多枚催淚彈驅散行動者。被驅散後,行動者分散各處,並與持續來參與支援的市民佔領了金鐘、添馬艦、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及尖沙咀等地區,展開了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大部分都不是原先「佔領中環」的參與者或支持者,雖然在長達79天的佔領中,他們在不同佔領區發展出更具創新的劇目,但在長期的佔領(加上特區政府不願意妥協)的情況下,不同參與者之間的摩擦矛盾漸次浮現。

          雨傘運動的領導層基本上由策劃「佔領中環」的「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建民、朱燿明)及兩個學生組織(即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和學民思潮)據守金鐘佔領區,並主張和平佔領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另一方面,相較是草根社區的旺角,佔領期間經歷了多次被黑社會搗亂及被警方武力清場,而發展出與金鐘佔領區截然不同的抗爭文化:旺角抗爭者質疑「金鐘大台」的領導,並主張直接的肢體衝擊。主張非暴力抗爭以及「勇武」抗爭(即傾向於直接的肢體衝擊)的兩條抗爭路線之爭,亦在佔領過後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路線分歧。在雨傘運動後,除了抗爭形式的分歧外,本土思潮的急速發展,使香港/中國的政治身分之間的張力加劇。此外,民主運動並未能發展出新的論述或方向統合不同反對力量,運動參與者之間的對立與矛盾也未能修補。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彭麗君(2016)借用鄂蘭(Hannah Arendt)有關法的概念,提出在雨傘運動打破了現存制度後,透過法建立共識的社會願景。對鄂蘭來說,法和政治之間是辯證關係:

法律就是政治,法治與民主必須互相支撐,但法律也可能隨時被政治利用,為了保障法律可以免受政治操控的獨立性,法的核心正是拒絕任何政治意義的政治行動。法的核心因此是一道命令,是暴力。(Arendt 2005: 81;彭麗君2016: 224)

彭認為雨傘運動也許提供了一個建立新憲法的機會,透過政治實踐重寫法律,並期望人們「思考一個重寫憲法的制度可能,把民主和法治重新連接起來」(彭麗君2016: 226)。

          不過,雨傘運動後,新冒起的反對力量更加主張沒有領導或是小組織的抗爭形式,而且抗拒宏觀的政治藍圖和單一的論述,要展開民主運動的未來方向以至「香港前途」——例如,支不支持現有的憲政框架、「一國兩制」以外有沒有其他可能等等——的全面討論(更不要說是達成共識)更為困難。下面,我將討論雨傘運動後本土思潮的發展,抗爭手法激進化與無法撼動政權產生的強烈政治無力感,這兩者看似矛盾卻並存的傘後社會狀況,帶出在政治動員變得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民主運動的困境。

四、後雨傘運動本土思潮的發展

          在79天的佔領後,在本土思潮的急速冒起下,於2015年再次在多區爆發了針對大陸水貨客的「光復行動」。2016年農曆新年期間,更是因為小販問題在旺角爆發大規模的警民衝突(本土派稱為「魚蛋革命」)。這些抗爭行動形式上更加鼓吹直接的肢體衝擊,在2016年旺角的警民衝突中,行動者不再像雨傘運動時一般,遵守非暴力抗爭的形式,而是嘗試用磚頭還擊警方,這也是在主權移交後首次出現的抗爭形式。不過,雖然這些激進的抗爭手法更加突顯了後雨傘社會的張力與矛盾,但是這些抗爭行動卻沒有改變社會政策或制度的實質內容。

          在雨傘運動後,「本土論述」開始更多討論香港的憲制地位以及政治制度等有關香港前途未來的問題。在論述上,由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刊物《學苑》從2014年衫開始嘗試討論「香港民族」。[2]不少學者亦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以及「公民國族主義」(civil nationalism)的框架,分析香港人如何崇尚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並透過設立民主政體、重視自由民主價值等方式,以建立一種「香港人」的「公民國族主義」來對抗專制的中共政權近年不斷對外擴大的中國族身分文化的認同(Kwan 2016; Veg 2018)。經歷雨傘運動後,雖然香港的年輕一代更加認同公民權利和民主價值,但「香港民族」的想像仍然較為傾向學院討論,蘇耀昌(2016: 139)更是認為,若不是前行政長權梁振英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時,連續兩日高調批評《學苑》提出「香港民族 獨立自主」的主張,「香港獨立」這議題並未有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討論。

          相對於以公民權力和民主價值作為身分建構的想像,在實際政治操作上,不少在雨傘運動後冒起的「本土派」政治組織,則是轉化2013年與2015年兩波「光復運動」的政治能量和排拒「中國」的情感動員,在社會政策上主張「香港人優先」。除了「一國兩制」框架能否保障香港的自主權越來越受到質疑,「本土派」政黨亦嘗試提出在「一國兩制」框架以外,香港政制發展的可能。其中,熱血公民主張「永續基本法」,透過持久維持「一國兩制」的框架達致中港區隔的效果;本土民主前線與青年新政則是更加直接地主張「香港獨立」和「香港民族自決」。不過,熱血公民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只取得一席,其政治論述亦未有受到廣泛的重視。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雖然在2016年初旺角警民衝突後快速冒起,卻因為其「香港獨立」的主張,被特區政府以行政手段褫奪候選人資格,代替其參選的青年新政候選人梁頌恆與青年新政另一名候選人游蕙禎則是在當選後,因為在宣誓時在誓詞加入「香港民族」等字句,被褫奪議員資格。這裡想說明的是,在北京與等特區政府高度批評「一國兩制」框架以外的政制可能,以及打壓以任何形式支持「獨立」或是「自決」的政治團體下,雖然「本土思潮」在雨傘運動後快速冒起,但這些討論以及政治組織仍未發展成為較成熟的政治力量就已經退潮,2016年後亦少有以「香港獨立」或「民族自決」等作為動員的行動。

          於是,這些本土派青年存在著一種庫柏(Luke Cooper 2018: 104-105)描述為「自我異化」(self-alienation)的政治情感,即是說,由於雨傘運動並未能推動政制改革,在現實政治環境下,香港的政制亦不可能有脫離「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改變,因此本土青年在難以實現政治理想下感到失落與絕望。庫柏更是認為,這種「自我異化」的政治情感是種詭論式的組合,一方面本土派政治組織及其支持者投入大量能量參與,但他們卻對他們的行動策略以至政治理想感到難以實現的悲觀。葉蔭聰(Ip 2020)亦指出本土派青年無法認同政權及現有的政治組織,因而投身街頭直接行動。然而,在直接行動後,他們的政治理想仍然未能被議會政治或是民間團體吸納。葉描繪了本土派青年在街頭運動後三種不同的轉變,第一種是變得不再投入政治參與,並透過懷緬一個虛構的美好過去,抒發政治理想在現實難以實現的失落。另外兩種轉變則是轉移用更加迂迴的方法去追求政治理想,包括組織小團體,在朋輩間宣傳本土派的政治理念;以及隱藏原本的政治理念,並在社區組織居民,建立社區網絡。不管是哪種轉變,亦反映本土派青年抱持政治理想卻難以動員及實現的落差。

          2018年可以算是主權移交以來民主運動的最低潮。一方面,傳統的泛民主派亦未有新的政治論述延續民主運動或是吸納本土派的支持者。在兩次立法會補選(六位非建制派議員因為宣誓風波喪失議席而產生的選舉),雖然泛民嘗試團結不同反對力量,並打出「反DQ 反威權」的口號作選舉動員,但仍然在補選中失掉原有的兩席。其次,在社會一片政治無力能感下,亦難有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在香港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下,泛民主派只能夠當議會少數,沒有足夠票數否決議案,因此與街頭抗爭一直保持微妙關係。主權移交後較為爭議的議題,如2003年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2010年高鐵撥款、2013年新界東北規劃撥款等等,泛民主派在議會都不夠票數否決政府的提案,但議會的審議過程突顯了政府政策的不合理或程序不公,引起民意大幅反彈,成為群眾動員的良機,或者延長了議會的審議過程,甚至迫使政府撤回提案。相反,若是一些很具爭議的議案,如不能動員群眾反對,就會很快在議會通過(馬嶽2018)。2017年末的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訂(建制派議員加入更多條文限制派民主派在議員利用不同形式「拉布」抗爭)以及2018年的「一地兩檢」提案(在2010年反高鐵運動中已經引起大量爭議)都是因為未有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兩項議案都只用了十多天的審議時間就快速地在立法會通過。再者,北京與特區政府以報復的姿態打擊反對派領袖,「佔領中環」的發起人與雨傘運動的學生領導相繼被判刑入獄。2016年旺角警民衝突中,本土派領袖及參與者更是不合理地以暴動罪被起訴,是主權移交後首次有抗爭者因為暴動罪被起訴,加大了參與街頭行動的成本與風險。

            正是在政治空間不斷收縮,以及社會氣氛充斥著一片無力與絕望的情緒,2019年夏天因為《逃犯條例修訂》而爆發的一連串抗爭運動。人們並不是認為可以爭取到什麼,或是要施加政府壓力而加入行動;相反,反而是認為有沒有希望都要站出來,甚至是覺得只要通過條例就會失去現有的香港(這並不是本土派青年獨有的情感狀態,筆者在五月下旬觀察過一些宣傳「反送中」的街站,發現社區中不少政治光譜傾向支持泛民主派的人也共同分享類似的情感狀態),而也是在這絕望的情感驅動下,許多人參與這「最後一戰」。

五、反修例運動中的抗爭形式與團結

          從去年六月初開始大爆發的一系列反修例行動,除了民陣主辦的數場大型遊行外,其他的抗爭行動大部分都沒有特定組織領導。民陣也並非以主辦者的姿態組織運動,而只是強調民陣作為向警方「借場地」的申請人。在沒有「大台」的領導下,反修例抗爭的行動者透過網絡論壇連登和手機通訊程式Telegram組織動員以及各種宣傳工作。Telegram容許人們開設數萬人共同參與的群組,隨著運動的發展,行動者開設了事實查證、做文宣、社區「自救」等等各種工作群組。連登除了是一個網上討論平台外,其設置容許使用者通過給予正負評以及「推post」,把使用者認為重要的帖文推至熱門榜上,這亦是對帖文進行變相投票。[3] 另外,雖然隨著運動的發展抗爭手法激進化,某些抗爭手法(例如:「私了」、「裝修」[4]等行為)亦引起了不少爭議,但相對兩傘運動,支持「和理非」與「勇武」兩條路線並沒有出現嚴重的分歧(或是至少在筆者撮文之際仍然維持團結)。「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和「不割蓆 不篤灰 不分化」更是在各區連儂牆和網上討論區經常出現的其中兩句鼓勵不同行動者團結的口號。根據反修例運動的現場調查報告,數據顯示了示威者有很大程度上的內部團結。大部分示威者認同「和平集會和衝擊行動互相配合才可以達到最大效果」,亦認為「在政府一意孤行的情況下,抗爭者使用武力是可以理解的」(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鄭煒2019/08)。李立峯(Lee 2019)發現,六月初起,不少主流或網上媒體都會在抗爭現場進行直播,即使沒有在前線參與的行動者,都可以透過直播了解現場的情況,在媒體的鏡頭下觀察到前線抗爭者與警方的衝突、前線抗爭者受到警方不合理甚至暴力對待。另外,隨著運動的發展,抗爭者與警方的衝突蔓延至各個社區,警方的清場行動往往波及附近居民,使得採取溫和手段的參與者,即使彼此未必完全認同對方的手段,亦理解甚至支持較為激烈的抗爭行動。

          事實上,在沒有「大台」的主導下,行動者需要主動尋找不同的方式組織或參與運動,於是在過往遊行集會這些集以為常的抗爭手法和肢體衝突升級這兩種選項以外,發展出很多創新的抗爭劇目,例如社區遊行(過往的遊行路線一般都是由維園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或中聯辦)、「中學生人鏈」(學生在早上上學前在學校門口以戴上口罩手拉手的方式聲援運動)、中環「和你lunch」(白領上班族在平日午飯時間在中環鬧市快閃集會)等等,各種時間、地點、形式不同的抗爭劇目使人們可以透過貢獻自己不同的能力介入運動,團結最多的參與者,亦透過各式各樣的行動,使運動可以在媒體保持關注度,繼續延續下去。

           另外,不少專業界別在雨傘運動後相繼成立新組織,例如「法政匯思」、「杏林覺醒」等等,在其界別繼續推動政制民主發展。這些專業界組織在反修例運動中成為了堅實的支援網絡,不同界別人士嘗試運用其行業的專業知識在運動中發揮作用:律師組成義務法律團隊,為被補的行動者提供法律支援;社工在衝突現場嘗試在前線調解;醫護界在抗爭現場設置救護站,更在全港多間醫院發起數次醫護集會抗議警方濫用暴力等等。不同方式的支援,才使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只是團結抗爭者的口號,而是在各自分工和互相支援下達到最大效果。自從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經歷多個抗爭循環,由於多次的抗爭都未能爭取政制的全面民主化,抗爭者在街頭運動退潮後,從街頭回到日常,很容易感到失落,甚至得出街頭運動並未帶來任何改變的結論。在雨傘運動後,社會上亦蔓延著對政治行動感到失望的情緒。儘管如此,不少人在雨傘佔領區被迫清場後,仍然繼續嘗試不同方式的政治行動,如素人參政、在社區組織居民、在專業領域推動民主等等。這些「傘後團體」在反修例運動未有大爆發前,已經多次發起聯署、聲明,以及在街頭宣傳、派發單張等,喚起大眾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關注,並持續支援運動。換言之,從整體的民主運動看,雨傘運動雖然並未能為香港爭取政制民主化,但雨傘運動的經驗,以及這幾年下來的組織與積累,卻是成為了這次反修例運動的重要養分。

六、反修例運動下的本土身分與民主運動方向

           在雨傘運動後,不同力量例如泛民主派和新冒起的本土派政黨在身分認同、民主體制發展等方向上都沒有共識。下面我借助反修例運動下的本土身分的討論,嘗試說明在反修例運動中,不同政治取向的參與者如何合作或是否存在著分歧。根據反修例運動的現場調查報告,「溫和民主派」是反修例運動的中堅力量,認為屬溫和民主派的參與者在大型遊行約占34.9%至43.2%;「本土派」則是反修例運動中第二多受訪者選擇的政治取向,在不同性質的示威活動中,本土派參與者介乎18%至28.6%(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鄭煒2019/08)。即是說,在反修例運動中,最多參與者認為其政治取向屬「溫和民主派」和「本土派」。問題是,為何在民主運動展長期出現分歧的不同政治力量,能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團結起來?根據過往的民意調查,年輕人的政治取向較傾向支持「本土派」。不過,在反修例運動中,很多年輕一代並沒有沒有抗爭經驗,政治取向並不明顯,更沒有經歷過往民主運動的分裂及泛民主派與本土派之間的政治鬥爭。李立峯(2019)在6月的一次現場調查中發現,越是年輕的參與者反而更加認同民陣(屬溫和泛民主派的組織)在運動中的重要性。相對於在光復行動或是雨傘運動後冒起的「本土派」政治團體,不少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年輕一代雖然政治取向傾向「本土派」,更準確的說是傾向認同某種本土身分,但他們並未有對泛民主派感到不滿。一些經常在抗爭現場協調的泛民主派議員,甚至得到抗爭者的支持。不過,抗爭者並不是支持泛民主派的政治論述,而是在運動中一起「同行」的認同感。筆者接觸過一些經常在前線抗爭或是做支援工作的年輕參與者,他們也有類似的行為和情感。他們在反修例運動大爆發前少有參與社會運動,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沒有參與6月9日和6月16日這兩場主辦單位稱有一百萬及二百萬人的大遊行,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然而,從只是在家中看媒體報導、參與大型遊行,到只要有任何行動都持續參與,甚至不怕風險走上前線,他們都很堅定地對我說:「如果不走出來,香港就沒有未來了!」

          因為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問題而發起罷課的瑞典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被《時代雜誌》(TIME)選為2019年時代年度風雲人物,她在訪問中說:「認識全球暖化的問題使我感到焦慮;同時亦使我不再焦慮,因為我仍然可以行動去改善現況。」[5] 當然,通貝里的故事與香港的行動者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不過,年輕一代的抗爭者都是因為對未來感到焦慮而走出來參與抗議,並在行動中感到改變的可能。同樣,年輕一代是透過行動建構「本土」的身分認同,這在中學生群體也許更加明顯。反修例運動大爆發後,特區政府高調地針對學校,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公開指責中學老師煽動學生,又向全港的校監及校長發信,表明教育局堅決反對教育團體發動罷課或罷教活動。有些辦學團體及校董會以「保護學生」為名,禁止學生在學校宣示政治立場或主張,或以學校名義在校內外舉辦相關活動。年輕學生親身感受到來自學校權威的打壓,但同時也促使他們更加團結地反抗,比如在早會一起高唱《願榮光歸香港》或是在中午休息時集體叫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口號, 並在集體行動的反抗中建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願榮光歸香港》成為了反抗權威的革命歌曲、「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也漸漸成為最多參與者叫喊的口號,但「本土」並不是完整的政治論述,在反修例運動中亦少有對香港未來政治制度或是中港關係進行討論。然而,這場運動卻是打開了不少政治空間,在行動中不斷重新建構不同「本土」的想像與可能。

           區議會選舉結束後,傾向支持運動的非建制派議員成功奪得全港十八區中十七區的區議會控制權。在現時的政治架構下,區議會並沒有實質權力,只是透過選舉產生的地方諮詢組織。加上區議會選區範圍細,建制派政黨和團體容易透過本身優厚的資源,在地區舉辦大量活動和派發各類小恩小惠,來換取居民的支持。然而,反修例運動使區議會選舉全面政治化,在沒有民主制度下,區議會的選票成為了香港人對運動的政治表態。非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大勝,並未使運動全面走入建制,卻是打開了過往未能想像政治空間。即是說,在區議會全面政治化下,區議會不再只是地方咨詢組織,在新一屆區議會展開後,各區區議會紛紛對反修例運動表態、重新核查過往的工程撥款、更多監察政制上原本不屬區議會權力的政策,使區議會成為與政府角力的新戰場。

            一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很大程度上都集中於政治權利和制度的爭取。然而超過半年的反修例運動改變了香港人的政治想像和生活習慣,不同領域的全面政治化,比如現時各個領域行業籌組新工會、建立「黃色經濟圈」等等這些創新的嘗試也與區議會作為新戰場一樣,打開對於政治的新想像與可能。「本土」論述在拒絕中國威權體制以外,是不是能有新的文化意義?「本土」並不是完整和固定的政治或文化論述,而是在多個抗爭循環下,不斷建構與重構的行動。筆者並非簡單樂觀地認為反修例運動的各種行動會建構一種另類或「進步」的「本土」認同。只是,反修例運動確是打開了過往難以想像的政治空間,給予我們機會反思甚至實踐——我們想要建立怎樣的香港。

 

一些補充/後記

          在反修例運動仍然持續的當下,筆者參加了數場與運動有關的分享會。每次都總有參與者詢問這樣的問題:「從《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一連串抗爭行動,訴求已經遠超過撤回條例修訂,我們應該如何形容這一場運動?」有關運動的命名,有人形容其為自由之夏、抗暴之戰、逆權運動、時代革命等等。時代革命是運動的口號多於是運動實際的內涵,自由之夏或是抗暴之戰也許更準備描繪抗爭者面對暴政與警方濫暴的頑強抵抗,以及對自由的捍衛;筆者則是試圖形容這場運動為逆權運動,是故將這篇文章的標題命名為《從逆權運動看香港的民主運動與「本土」論述》。這並不是對運動的總結,筆者在本文章開首已經強調並無總結運動的意圖,而是對這場運動的參與和期盼,期盼運動打開的政治空間能讓我們找到重新制定民主制度,建立一個更公平、多元的社會的契機。

 

 

引用書目

一、外文書目

Arendt, Hannah. 2005. The Promise of Politic.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Cooper, Luke. 2018. “‘You have to fight on your own’: self-alienation and the new Hong Kong nationalism,” in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new Hong Kong: localism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edited by Wai Man Lam and Luke Copper, pp.94-113. NY: Routledge.

Ip, Lam-chong. 2020.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NY: Routledge.

Kwan, P. Justin. 2016. “The Rise of Civic Nationalism: Shifting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2): 941-976.

Lee, Francis.2019. “Solidarity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 18-32. DOI: 10.1080/14672715.2020.1700629

So, A. Y. 2016.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nationalism,” in Asian nationalisms reconsidered, edited by J. Kingston, pp.135-14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Veg, Sebastian. 2017. “The rise of ‘localism’ and Civil Identity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230: 323-347. DOI:10.1017/S0305741017000571.

二、中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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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2017。〈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二十一世紀》第161期,頁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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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鄭煒。2019/08。《「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馬嶽。2018。〈民主運動三十年:自由專制下的防衛戰〉,收錄於《社運年代》,鄭煒、袁瑋熙編,頁3-1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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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麗君。2016。〈公民抗命與法治共同體:香港的可能〉,《文化研究》第23期,頁20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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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2013/01/16。〈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

羅永生。2018。〈身分政治往何處去?〉,收錄於《社運年代》,鄭煒、袁瑋熙編,頁19-3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羅貴祥。2016〈從海盜邦到耕作村: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文化研究》第23期,頁127-140。

 

[1]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當中涉及「三落閘」,即提名委員會須按照當時行政長官選委會四大界別同等比例,維持1,200人組成;不實行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特首參選人須獲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限2至3名。另外2016年立法會選舉不作變動。

[2] 《學苑》於2014年2月就「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題發表文章,並於同年9月編輯出版《香港民族論》書籍。該書在2015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被香港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事件造成搶購潮,令該書一度缺貨。

[3] 更多有關科技平台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角色,可參考:李立峯。2019/08/27。〈香港反送中新科技平台的作用》,臺灣蘋果新聞。

[4] 「私了」指行動者透過使用武力,去處理持不同政見者的挑釁或對行動者的攻擊。「裝修」指破壞公開表態反對運動或支持警方的店舖。

[5] 參見“2019 Person of the Year,” TIME (December 23-3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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