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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過刊回顧計畫】郭晴柔〈蟳埔漁村的現代轉型之路: 造景心態下的發展圖像與文化治理的思考〉

【《文化研究》過刊回顧計畫】

文化研究在台灣的發展迄今已滿廿周年,這個以多元批判自許、思想與運動互進,以及跨越學科領域的學術社群的歷史軌跡需要長期的紀錄和對話,學術領域的推廣也有賴於回顧歷史過程。承蒙科技部人文中心「學術期刊數位傳播計畫」推廣方案補助,本刊執行「過刊回顧計畫」,邀請學術研究者、博士研究生根據自身研究主題,扣連過刊專題及社會議題,嘗試深化、複雜化研究課題的討問,拉長學刊內容與學術議題的討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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蟳埔漁村的現代轉型之路:造景心態下的發展圖像與文化治理的思考

郭晴柔|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空格本文以蟳埔漁村為例,思考現代都市治理邏輯對非都會地區發展的影響,同時參照陳東升老師發表於《文化研究》第二十九期的文章《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2019,63-85)(下簡稱〈分析框架〉),思考如何從在地空間進行文化分析。〈分析框架〉借由對社會科學研究轉向、空間研究的文化轉向和文化研究空間轉向三方面理論研究的回顧和評述,把文化治理帶回空間、社會與文化互動關係的架構,並通過對歷史因素、政治經濟權力、行動者情感等特定因素的推析,提出一個用於表述三者之間持續、聯動關係的分析模式。文化的時間特性使其能夠貫穿歷史、棲息於現代都市,等待行動者;在空間上則具有可被壓縮和融合的特性,在由上而下、由外向內的空間治理中,面臨被清掃,乃至消滅的危機。多數村落在現代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問題,除了傳統經濟結構、社會秩序的破壞和人口外流,還有在地人城鄉流動之中的身份困境。他們的被動之處在於除了勞動上的異化,還有自身文化的被剝奪。當空間變遷(如拆遷、都市更新、觀光化等)被治理和發展的邏輯所推動時,抵抗是否可能,要如何發生?這時文化抵抗的主體,是沒有被納入保護行列的在地人,還是同時引導和被引導著文化熱點的消費者?

空格修復傳統經濟和文化形態相當於一種「反城市化」的行動,但它面臨著諸多社會資源調配的問題。〈分析框架〉一文中力求覆蓋諸種動態關係的討論框架和對特定元素的細化論證,也啟發了我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村落治理模式的一些看法。本文將以中國福建泉州蟳埔漁村的文化保存為例,順當地文化保存現狀和治理思路向下探尋,結合〈分析框架〉觀點,討論蟳埔文化保存中的行動主體及地域文化延續再生的可能。

一、蟳埔文化保存現狀

空格蟳埔漁村地處福建泉州古刺桐港畔,在戶人口6000多,常住居民以留守老人和兒童為主。由於地理位置相對閉塞,在幾次歷史變革中(1920、30年代的社會變革和60年代「破四舊」運動)民俗習慣和生產方式相對得到保留;改革開放後傳統經濟形態受到衝擊,封閉狀況難以為繼,勞動力大量外流、生產落後,面臨著現代轉型和文化保存的雙重困境。

空格蟳埔與〈分析框架〉中提到的臺灣原住民部落處境有相似之處,首先兩者都受到市場經濟衝擊,原有經濟秩序和社會組織被破壞;也都面臨土地開發和人口被迫流動的情況。但蟳埔地域狹小、人口不多,所以更容易被主流社會邊緣化;加上當地人尚未建構起臺灣原住民那樣堅固的族群意識和主體性,文化保存行動顯得更為孤立和艱難。

空格還有地域文化保護在動作幅度上的限制。2008年「蟳埔女習俗」被列入非遺保護名錄後,當地政府出資設立「蟳埔女服飾製作技藝傳習所」、籌畫展演交流活動,專案的設立和文化空間運轉都來自政府撥款,蟳埔行政歸屬於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政府,必須配合地方宣傳規劃,這使地方文史書寫、社區營造的行動都相對受限。

(一)特色旅遊發展思路中的「造景心態」

空格地方政府目前對於蟳埔的發展思路是以媒體報導、引導消費熱點(手工藝、文創等)和開發旅遊為主。蟳埔的漁女文化和傳統服飾特色鮮明,這種尚未完全開發、民俗獨特的村落自帶文化遺產體質,是旅遊開發難尋的處女地帶。相對於產業扶持的高昂成本,用地方自有文化元素作為發展基點無疑能免去漫長的資源孵化過程,是更適切、更能快速活化區域經濟的想法。但這種理想的文化自救需要高度的文化自治,也是盤活區域經濟的要點。蟳埔女文化列入非遺保護專案至今,仍未發展出成熟的地方產業經濟鏈,這與蟳埔地理位置閉塞、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與周邊文化的同質性[1]有一定關係;但宣傳造景思路本身也存在一定問題。一是過於聚焦族群文化的視覺符號[2],把地域生態變成照片,這樣的做法容易把民俗習慣與族群的文化根柢切斷。二是對族群文化性格的過度塑造[3]也可能限制了外界認識他們的入口。不可否認,觀光化的文化詮釋提供了他們與現代社會接觸的機會,但也可能由此主導人們對地域的認知,從而無利於弱勢文化的保存——畢竟造景心態容不下民族誌式的「介入」和研究,而政府在生產文化概念上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主導權。

空格此外,膚淺的商業造景還會使文化資產難逃貶值的命運。〈分析框架〉中以1930年美國為重振經濟發展出的郊區化居住方式及周邊產業為例,說明在資本主義特定需求下產生的「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s)帶來的負面效果,暴露了資本主義在經濟調控上求快、局部和短視的缺陷;並提出從長久來看,「這種符合資本主義特定需求的空間改造,通常是大破大立的,而且不利於弱勢群體。」(陳東升,頁66)

空格文章在梳理英國文化研究理論的過程中,也談到政府在介入地方文化時提供文創產業資源、政策協助背後的資本積累意圖。在蟳埔村設立的蟳埔女服飾製作技藝傳習所中,據經營者介紹,文創產品(人偶、頭飾和木屐一類小商品)和親子手作材料都是從「外面」進貨。不可避免,旅遊商品需要協調當地特色與消費者口味之間的關係,文化資產變現需要資本主義邏輯。不過,現代商品快速「入駐」、填補空虛資本貨架的方式對弱勢空間構成了一種隱性的侵犯,難免被視為對現代「文化空地」的佔領;加上經濟無法對抗自己的慣性,最終會造成區域開發結果的不可逆。

空格扶持政策和專案的進入也或多或少會帶來族群內部社會關係和個人角色的變動,製造出一批所謂和政府「有關係」的人,在原有人際結構之上籠罩另一層關係。以蟳埔為例,相對於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以地域意識主要認同的普通村民,在文化保護項目中擔任一定角色的村民在族群內部的位置就發生了微妙變化。對他們自己來說,新角色使他們更容易處理時代受害者的遺留情緒、轉變歷史認識,甚至能跳出族群概念、轉而扮演地域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但對於把「文化保存」政策視作外來物的普通村民來說,儘管這些人身上被寄予了成為政府和在地人情感紐帶的願望,還是難免被當地人視為和政府「有關係」的人。這種外來政策對於在地人社會關係、情感及身份認知上的改變,也體現出「在地人」意涵在現代社會的流動性。

(二)、區域文化治理下的常民

空格在英國文化研究的研究取徑下,常民生活經驗是文化分析中一個必要的面向。如果把文化治理當成一種「機制」和「面對國家文化政策的模式」[4]研究,容易造成常民經驗和視角的缺失,和排斥掉非都市地區的可能。回到蟳埔案例,在我與當地幾個村民攀談的過程中發現,村民對外出務工人口比例、傳統捕漁業狀況稍有了解,但提及蟳埔村的特殊文化保存身份則普遍表現出一種淡漠態度,他們更像是這場文化保護行動中的局外人。留在村裏的老年人大多逃脫不了一種時代的「受害者」心態,對歷史經驗的無力感,和對瀕臨消失的傳統灘塗作業生產方式的緬懷。

空格村民中被推選為蟳埔女服飾技藝傳承人的黃晨,從小跟叔父學手藝,早年一直在村裏以做蟳埔傳統服飾為生。改革開放後,傳統服飾沒了市場,轉行賣時裝;直到2008年非遺保護政策出臺後又重操舊業,經營村裏的傳習所,普及蟳埔傳統服飾工藝。黃晨更像是被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拋出的一群人,在蟳埔短短幾十年的現代化變遷中,從裁縫鋪走向個體經營,又在非遺保護浪潮中走向時裝秀場。他們的表述甚至算不上口述歷史,只是個人頭腦中對時代的記憶和感覺碎片。

空格這種歷史連續性和片段式經驗之間的感覺錯位,可能來自於地理空間自身的多重特性之間的衝突——空間作為生活場域可被感知,作為地域區塊又可被規劃。〈分析框架〉在對文化研究空間轉向的梳理中,提到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中「再現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的概念,指出相對於地理規劃層面的空間論述(「空間的再現」),「再現的空間」則基於發生在作為實際生活場域的空間當中的整體人性經驗,是一種對共感經驗的呈現(moments of presence) 。[5]非都市地區的文化保護政策更易跳過考慮共感經驗的步驟,由上而下到達地方,又在落實過程中被稀釋和分散,這種單向性間接影響了地方行動者形成合力的可能。

二、理想的行動者

空格這種從在地人生活共感經驗形成合流的潛力,被〈分析框架〉看成是能預見改變的可能性、發起挑戰體制的行動力量。但文章也提到在國家的空間尺度下,上位空間的運作邏輯對文化保存的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公民社會的能耐和韌性就是非常重要的仲介因素」(陳東升,頁P74)。「地方公民社會的能耐」是一個重要變項,如果不充分考量公民在現實生活空間中與其他社會交互因素中的位置,文化抵抗的發生就會好像是意識自覺後自然發生的行動者志業,這在絕大部分非都市地區是太過理想化的想法。而且從無意識到自覺,比從自覺到行動隔著更大的距離。蟳埔人,這些身體經驗沒有被納入到歷史保存中去、一直處於後知後覺反應狀態的在地人才是動作的真正承受者和「受益人」,但與進行文化思考的知識份子觀察位置不同,受環境和教育程度所限,他們難以感知區域規劃思路的邏輯結構。必須考量特定歷史因素和權力在社會中的同化和壓倒性優勢,才能免於弱勢族群在文化保護運動中再次成為局外人。

空格文章隨後把文化抵抗的希望轉向了一個特定的群體:「但是他們必須瞭解地方文化的公共意涵,透過集體記憶和分享共同生活經驗,來連結地方上高度異質的公眾,並適當地利用這些機會,來抵抗支配關係,並且打造屬於地方公眾的文化空間。」(陳東升,頁74)

空格文化空間是一個超越地區的概念。由〈分析框架〉中大甲媽祖文化由祭祀圈發展出鄉鎮與縣市信仰區和華人農曆新年節慶活動的例子可見,有相同文化底色的族群往往具有極為相似的內在經驗,基於這種內在經驗的共情可以實現文化生活支持網路的建立。蟳埔與惠安、湄洲地區同屬福建漁女文化,具備形成海洋文化圈的潛力,如果借由風俗、心理和宗敎活動的相互激發,促進液態文化空間的交融與並合,就能給蟳埔這樣相對孤立的文化區域持續供能。

空格同時,媽祖信仰區和華人新年節慶的例子在文章中也作為文化和空間持續組裝的一種樣態,印證了節慶或地方記憶這類文化元素具備脫離空間限制、遊走於地域、跨過邊界的能力,從而實現地域文化從空間性、去空間化到再空間化的過程。

空格理想的行動者也應該在精神上經歷這樣一個過程,身上攜帶地方經驗印記、又能放棄文化屬地觀念和在地人特權,借由放棄「特權」來要求遠超出地方治理所能容納的文化自主。對屬地概念的固執會使人攜帶一種受害者心態,往往在情緒上激進,行動上無力;超越屬地的在地人,由於對地方文化的挪用、變相詮釋和失落有心理準備,所以不採用頑固的姿態,只是貢獻的心情;這種平視,也避免了地方文化輸出過程中陷入「在地人的絕對文化正當性」、「被管理就是被剝奪」的敏感思維,接受某種共同約束。

空格這也變相的緩解了地方文化在與全球政治經濟體系連接過程中,與原發地人們情感共振度降低的問題。臺灣藝術家吳天章在2015年威尼斯雙年展紀錄片《吳天章:別說再見》中用「無縫之縫」描述在地化跟全球化的關係,他說:「......所以我認為在地化跟全球化沒有衝突,它中間有一條縫。那條縫叫無縫之縫,優秀的藝術家去完成。」[6]他用特技去展示在地人的身體經驗,傳達他們對這片土地和國家關係的內在觀感,混合了臺灣人的土地倫理、群體想像和生命觀,用藝術創作的方式讓臺灣與世界對話、彌合地方與外界之間的「無縫之縫」,從而避免了在地文化在觀念交流中作出獻祭式的讓步。

三、結語

空格在〈分析框架〉的結論中作者借由臺灣原住民族主權運動,提出了弱勢族群建立主體性的三個要點——物質空間(土地)權利的獲得、傳統知識體系(再現的空間)的建立和經濟生產體系在居住空間的重新建構(空間的再現)。[7]關於土地權問題,在論述原住民空間領域的歸還時,文章借用了部落領袖馬躍・比吼對文化和土地關係的看法:「原住民的文化與土地息息相關,是在特定的土地上發展出來的,離開土地就難以延續。」(陳東升,頁81)離開土地的在地人只能被迫開始一段冒險的新關係,在被打散和消音中用一套不熟悉的方式奮鬥和對抗。

空格經濟生產體系的建構則體現出傳統領域空間在文化保存中的特殊位置。文化是自然環境、經濟形態和宗教歷史情感混合之下的結果。通過對生活區域的自主運用實踐理想的願望是一種自然而迫切的需要,也是一種在地的、無法被培養的素養,因為人無法不是自己生命建構活動的參與者。但不能施展和實踐自主性的生存空間、和長久被邊緣化的經歷會造成主體性失落、對土地感情的疏離,甚至放棄地域身份,轉而尋找精神駐地。這也能解釋為何在蟳埔案例中,對傳統生產方式的政策性扶持、勞動力外流的限制,都不能把當地人留在當地。

空格伴隨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傳統村落也被迫走向對當代文明的「有益」,這是不可抗的。但城鎮的發展圖像是否有抹除當下經驗、合理化犧牲的權利?況且發展圖像本身的合理性也存在歧義。傳統知識體系的再生需要首先承認不同社會的文化秩序、放下對文明分化和經濟理想破滅的恐懼,比如傳統村落的治理,如果不把目光從現代化程度、區域經濟水準和人口教育程度這幾個「病症」移開,解除它們在現代社會中被隔離的身份,把區域治理的重心轉向走向現代化之前那段歷史,就無法進行當地文化肌理的重建。因為歸根結底,文化治理是對歷史的治理,這種轉向能夠擺脫外界對地方文化的拼組和想像,進而把人從異鄉「召回」。

空格在蟳埔案例中,看不到當地政府與村民之間對話機制的建立,也鮮有在地人對於文化保護政策的回應。人們更關注各自能從政策中得到的甜頭,缺少對地方文化保存的興趣。文化保存的希望在於對地方文化有高度敏感性、有號召力、能跳出整個治理思路視野的行動者,以及治理思路從以要求秩序為目的的介入變為一種協商後的共識——畢竟,不論是被經濟浪潮裹挾、在城市中流轉的年輕人,還是懷揣「受害者心態」、反復咀嚼舊時代的老年人,生產「時代碎片」都不是文化治理的本意。文化保存力量發展的慢和現代轉型的快是城市空間中的一對矛盾,發生在同一空間卻不能相容,這是傳統村落文化保護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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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蟳埔女文化與臨近的「惠安女」、「湄洲女」同屬福建漁女文化。

[2] 對蟳埔文化的宣傳主要使用「頭頂上的花園」一類極具視覺衝擊力、引發異域想像的視覺元素。

[3] 蟳埔文化宣傳會把蟳埔民俗傳統依託在奇聞軼事和神話傳說當中,當地人作為這些軼事傳說的載體,被注入高度理想化的道德意涵,「蟳埔女」成為勤勞、勇敢、樂觀的人格畫像。

[4] 「英國文化研究的研究取徑,強調日常生活或是常民的生活經驗是文化分析不可或缺的面向,也使得文化在和生產、消費、權力運作、社群認同與意義構成等面向,會發展出不同的機制,並且需要去探究這些不同機制的連結方式與連結型態。因此,文化治理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和社會脈絡下形成的一種機制,基本上只是面對國家文化政策的一種模式」(陳東升,頁P77)。

[5] 「空間日常活動就是那些在空間場域中單調、平凡、疏離的行動,空間以每天規則生活的框架被感知;空間的再現是對於空間的論述(discourse on space),主要是由都市規劃、建築、系統工程、社會學所建立起來的對於空間的論述;再現的空間則是建立在活出來的、安身立命的、整體人性(total person)經驗上對於空間的論述(discourse of space)」(陳東升,頁69)。

[6] 引自2015年威尼斯雙年展紀錄片《吳天章:別說再見》。原話是「藝術在我看來是客觀的。他有準確度的。所以我主張無縫之縫。兩個對立的東西中間有一條縫......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有魔術我就有特技,我在做中間那個臨界點,所以我認為在地化跟全球化沒有衝突,它中間有一條縫。那條縫叫無縫之縫,優秀的藝術家去完成。」

[7] 「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建立,必須要從生活的物質空間(土地)權利的獲得、傳統知識體系的建立(再現的空間)、經濟生產體系在居住空間重新的建構(空間的再現)來逐漸形成」(陳東升,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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