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期出版


編輯室報告

劉紀蕙   Joyce C.H. Liu

 移動的身體與國境內外

The Moving Bodies and Borders of the State

 

身體如何被迫移動而失去安身的家園?身體如何與為何渴望移動,尋找並且建立新的家園?移動的身體如何被國家所記錄、展示、再現,而塑造特定的國家歷史記憶或是遺忘模式?身體為何無法移動,而被框限、監視、囚禁,或是成為國境之內沒有身分的人?身體如何成為產業分工之下被規劃的移動勞工或是提供複製產品而無法創發的科技人?身體是否有抗拒界線的能動性?

本期刊登的五篇論文以及專題論壇,以不同的面向,探討了上述關於身體移動與國境內外的問題。

博物館是建立歷史敘事與塑造歷史記憶的官方機構,陳瑞樺的〈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創設地點為考察,非常精彩地討論了法國從帝國殖民擴張到多元文化的移民政策之下博物館改變規劃方針所揭露的問題。法國於1931年所建造的金門宮(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原本是「殖民博物館」,展現了原本以作為世界排名第二的殖民強權作為第三共和國之光榮的帝國心態;2007年金門宮被改為「移民歷史城」,則凸顯了法國為了導正國民接納多元文化的國家移民治理政策。從建立殖民歷史記憶到刻劃移民歷史記憶,博物館作為蒐集、展現、排列與塑造記憶之技術的場址,將「記憶之所」(les lieux de mémoire)卻同時是遮蔽記憶而使記憶無所呈現(non-lieu de mémoire)的悖論,充分展現出來。有意思的是,從2001年規劃「移民歷史城」到2007年的開幕,不同層面的公民社會介入,而改變了博物館的最初設立宗旨,重寫了敘事模式,肯認了殖民歷史與移民歷史,而修正了國家對於移民社會的概念。

雖然法國承認移民是法國國家歷史的構成部分,其所承認的仍舊是近代國家成立之後的歷史,而不及於更長久的歷史過程。正如陳瑞樺所說,「族群,並非依其文化內容而被界定的文化群體,而是在不同時期來到這片土地的歷史群體。國家,是由不同時期的移民所構成。」重新思考「移民」與「國家」的相對關係,可以解開由一時一地所定義的「國家」,而承認共處一地的人民都是不同時期的「移民」,移民可能是因為漫長的歷史過程所造成,可能是帝國殖民所造成,也可能是國家戰爭暴力所造成的「難民」,更可能是國家的政策迫使境內人民移動。

本刊編委王智明規劃的論壇「難民與移民:後/冷戰台灣的東南亞視野」,便是一場尖銳觸及冷戰前後台灣所涉及的難民與移民的問題。紀錄片導演劉吉雄討論曾經轟動一時的〈南海血書〉以及澎湖白沙村講美鄉越南難民營與後來三七事件的複雜歷史脈絡,龔尤倩反省國家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下對待韓戰投誠戰俘、流亡藏人、泰緬孤軍後裔、歸國華僑、反共義士、移工、外配、偷渡客、黑戶的不同政策,越裔美籍作家與記者Andrew Lam說明越南離散經驗造成的「越南船民」在不同時期所遭受的不同國際待遇。本刊編委朱元鴻則帶入更廣泛的視野,指出20世紀難民產生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冷戰,而是因為「民族國家在主權、領土、和人民之間的斷裂與錯動」,包括20世紀上半葉的白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二戰後印度與巴基斯坦分裂,90年代巴爾幹半島族群清洗,21世紀非洲地區持續的內戰——這些例子都是動輒便導致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大遷徙,與流離失所而無國籍的難民。

在這些歷史視野以及不同程度的國家暴力之下,台灣作為一個拓樸空間,一個被不同歷史過程穿越而發生各種新社會的「場所」,如何重新思考自己所面對身處而必須不斷重新定義的「族群」與「國家」,以及如何可以如朱元鴻所說,「慷慨地接待」不同的移民文化,滋生孕育新的文化,就是陳瑞樺的文章以及這場論壇引發思考的重要工作。

關於歷史創傷以及大流亡的再現技術,蕭瑞莆的〈「我感受到……父親的亡魂」〉這一篇論文,便是討論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如何試圖以電影來「翻譯」與重新理解被遺忘與否認的移民創傷經驗。土耳其政府於1915年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the Armenian genocide)造成70萬亞美尼亞人流亡。艾騰.伊格言是定居加拿大的亞美尼亞後裔,而他的電影持續處理移民後裔的否認,以及土耳其政府對於這場屠殺歷史的否認。透過以辯證的方式質疑各種保存記憶的科技,例如照相機、錄音機、錄影機、歷史教科書、國家敘事,艾騰.伊格言反覆處理的問題是記憶的困難以及語言的無力。然而,蕭瑞莆指出,語言內在的無意識,以及里克爾(Paul Ricœur)所說的「語言間的好客」(linguistic hospitality, interliguistic hospitality),正足以讓語言/主體的他異性得以被呈現與翻譯,而不會輕易地收納為同質性的話語。蕭瑞莆也透過賀栩(Marianne Hirsch)的「後-記憶」概念,指出「後-記憶」是不曾經驗災難事件的生還者的第二、三、四代與「父母親和前世代之受難經驗的對話」。「後-記憶」的敘事不以認同的位置指認歷史,而藉由回憶的空間,讓「過去的亡魂」牽動各種身體的內在他異性,透過情感投注與想像力,不斷述說,不斷地再次翻譯這些歷史經驗,也釋出各種差異而多重的身分。

劉瑞琪的〈陰性崇高〉,則藉由黎.米勒(Lee Miller)的戰爭攝影,提出了另一種關於創傷經驗的再現模式。黎.米勒在二戰期間連續拍攝了倫敦大轟炸的廢墟照片,以及19441945年間在戰地拍攝傷兵與大屠殺屍體的照片。劉瑞琪指出,米勒照片中的紛雜細節與迫近距離,不同於以視覺模式維持主客分離的再現位置,不依循父權中心敘事,並不是試圖造成震嚇效果的「陽性崇高」,而是凸顯近距離的觸覺感受,但是也帶出詭異感的「陰性崇高」,而靠近了艾婷爵(Bracha Lichtenberg Ettinger)所提議的介於「兩者之間」邊界處的母體空間,使觀者被拉到跨越邊界而共同感受的狀態

賴嘉玲的〈「收拾行囊」,通關啟程〉,則以完全不同的角度,討論身體的移動過程中,「旅者-行李」合一的「微觀」移動政治。賴嘉玲認為過去研究處理難民移民去家離鄉時,打包的行李時常是凝縮的家鄉記憶或是重要的身分標記,如同可攜帶而移動的家屋,總有不能再回去的焦慮。但是,全球化之下的流動社會,使得人的移動更為輕易而快速,也必須隨時打包行李啟程。然而,雖然行李輕便,卻仍舊必須在不同的國境關卡面對各種全球性的安全檢查。賴嘉玲指出,如何管理、組織與安置作為身體延伸物的行李,或是「人-物組合體」而可折疊與具有流動性的新空間拓樸學,就顯示出一種主體的社會實踐戰略。

不同於前面幾篇論文以及論壇關於移動身體的主題,林文源〈打造科技、打造人〉的文章探討台灣的後進(late comer)實驗室的追趕實作文化,卻正好處理了身體如何無法移動,而在被更大脈絡下被決定的代工產業與被編派的追趕型教育體制之下,被打造成只會快速解決問題而「能做」的「科技人」。林文源指出,台灣目前自覺到的「人才危機」,其實這個問題無法透過就業導向的技職訓練或是強調經濟價值的人才培育獲得解決。問題的癥結在於台灣的高等教育將培育目標設定為「追趕」先進科技,在這個前提之下所規劃的教育與訓練,時常就培養出在學校複製產業階層架構以及既定的認識論框架下,只知服從團隊、自我規訓,不敢提出不確定的研究問題,不敢探索未知的現象,完全遵循組織秩序,解決被給定的題目,以致於無法擁有生產具有開創性知識的能力。

林文源所探討的問題,在實作中被形塑的「科技人」,的確是普遍而嚴重問題。但是,這個難題豈是僅僅局限於科技產業相關的理工科系?人文社會學科不也面對了同樣的「追趕型實作文化」的困境?相對於「科技人」,人文社會領域的教育缺乏提供理論化思維的訓練,是否也成為提供本土材料來印證「先進」國家既定理論的代工「文化人」?或是強調本土至上而無法提出創新思考的本土「文化人」?這個問題可能就須要其他學界同仁繼續探討了。

本刊即將陸續推出一系列的專題與專欄,也持續徵稿:「情感的亞洲」、「城市中的主體」、「底層研究」、「殖民、依賴、反抗:台灣與香港民主化之比較」、「移動的權力幾何學」、「環境風險的文化政治」、「文化治理的綏靖政治」。我們歡迎國內外學界同仁針對上述專題或是其他議題投稿。

劉紀蕙

2013年冬於山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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