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

【《文化研究》過刊回顧計畫】王麗蘭〈去政治化與認同建構的難題:談馬來西亞國立博物館的定位問題〉

【《文化研究》過刊回顧計畫】

文化研究在台灣的發展迄今已滿廿周年,這個以多元批判自許、思想與運動互進,以及跨越學科領域的學術社群的歷史軌跡需要長期的紀錄和對話,學術領域的推廣也有賴於回顧歷史過程。承蒙科技部人文中心「學術期刊數位傳播計畫」推廣方案補助,本刊執行「過刊回顧計畫」,邀請學術研究者、博士研究生根據自身研究主題,扣連過刊專題及社會議題,嘗試深化、複雜化研究課題的討問,拉長學刊內容與學術議題的討論周期。

________________

去政治化與認同建構的難題:談馬來西亞國立博物館的定位問題

王麗蘭|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空格閱讀2020年春季《文化研究》第三十期「故宮博物館院」的轉身論壇中五篇文章談論故宮的定位以及功能和角色的變遷等課題,並從歷史的角度和全球性博物館趨勢來看故宮的政治認同、去政治化與創新突破等的議題,並將之放在國際博物館的近年來的發展趨勢下來做討論。其中台灣故宮特殊的歷史情境以及所面臨的政治環境,足以作為全球性博物館討論「認同政治」的絕佳案例。筆者本身研究馬來西亞博物館的發展,並將焦點放在當代博物館的認同政治與國族認同建構與形塑的課題中來討論。筆者認為,當期的多篇文章的論述,值得延伸討論,特別是將之與筆者的研究對象,即馬來西亞國立(官方)博物館進行對話。

空格研究故宮的著作或故宮作為「國立」博物館的相關研究,在台灣必定是重要的,除了故宮本身的歷史意義以及特殊性之外,更因為近年來政黨輪替後所引發的各種議題如「故宮改名」、「去中國化」、「台灣化」等爭議,更使得故宮在當代台灣社會的定位重新被檢視、再思考。當期「思想論壇」學者們的文章促進我們一起來思考由故宮相關研究所引發的諸多傳統博物館理論的經典提問,例如「博物館可能去政治化嗎?」、「國立博物館在當代社會扮演什麼角色?」、「民眾或公民對於一座『國立』博物館有著怎麼樣的期待?」等。作為亞洲重要且著名的博物館,筆者認為故宮的相關研究和討論,所能為其他亞洲當代博物館帶來的影響是同樣巨大的,特別是作為亞洲民主國家典範的台灣,博物館何以能掙脫政治的箝制、逐漸轉向專業?當代國立博物館如何能從「文化國族主義」轉向至「文化國際主義」(王舒利,2020:71-74),其中的過程和挑戰有哪些?這些都是臺灣故宮所能告訴我們的事。

空格其中在施靜菲(2020:93-95)文章中討論故宮何以能逐漸擺脫政治的箝制,邁向博物館專業化的方向前進,先是從歷史角度來看故宮的特色和歷史特殊性,將故宮放置在更早期的歷史脈絡下,追溯至故宮的前現代時期,提醒我們故宮這個現代博物館在創立之前其專屬帝王貴族典藏和鑑賞文物的特性。此後更是歷經政治動盪不安的時代,以及服膺民國政府的國族認同建構的需求。筆者無意就故宮相關研究與爭議著墨太多,而是將焦點放在這些討論在什麼樣的社會和時空背景下產生,以及這些討論所能為其他亞洲當代博物館所能帶來的提醒與刺激。

 

一、馬來西亞博物館的開端與殖民主義的糾葛

空格2021年全球還深陷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然而經過大約將近兩年的衝擊和調適之後,許多實體活動已經逐漸習慣轉往線上進行,導致各類線上會議軟體熱門了起來。在眾聲喧嘩的網路視訊會議平台上,2021年8月2-3日,馬來西亞砂拉越博物館研討會也透過網路視訊的方式展開了為期兩天的國際研討會,共有九名國內外學者發表相關論文與研究。這個研討會適逢砂拉越博物館(Sarawak Museum)成立130週年,本應是一場結合新館「婆羅州文化博物館」(Borneo Cultures Museum)的開幕的盛大活動,惟受到疫情的影響而轉為線上,至截稿時間為止新館也尚未正式開幕。儘管如此,作為馬來西亞三大最早期的博物館,砂拉越博物館的發展讓人覺得欣喜,也為馬來西亞整體的博物館發展帶來一些刺激與活力。

空格作為砂拉越古晉(Kuching)的新地標,佔地約6726平方公尺的婆羅洲文化博物館正式開放後,將會是東南亞第二大的博物館。這座新館可說是繼承了130年歷史的「舊館」即砂拉越博物館的歷史文化責任和包袱,但也藉由館內的新科技與展示論述展望著未來。這一座現在被稱為舊館(Old Building)的砂拉越博物館,也被稱作「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y Museum)一直是婆羅洲歷史悠久且重要的博物館,主要原因是它是在殖民時期就成立的博物館,館藏文物包羅萬象,收藏許多婆羅洲歷史文化的重要瑰寶。而馬來西亞另外兩個殖民時期建立的博物館,則座落在馬來半島西海岸的霹靂州(Perak)和雪蘭莪州(Selangor)。其中與砂拉越博物館齊名的是霹靂博物館(Perak Museum),這一間一樣是英殖民時期的博物館是全馬第一間博物館,始建於1883年並持續維持營運至今。至於雪蘭莪州博物館(Selangor Museum)於1907年落成並開幕,可惜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炸彈摧毀部分建築物,最後馬來西亞政府於1963年在原基地上建立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館藏的部分也繼承了雪蘭莪州博物館的部分館藏與文物。因此,這三間博物館可說是研究馬來西亞博物館起源的關鍵。

空格然而,在筆者進行馬來西亞博物館相關研究[1]時,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也經常觀察到不少馬來西亞國內研究者將這一間在殖民時期所建立的砂拉越博物館,和馬來半島的另外兩間博物館相提並論,理所當然地將砂拉越在殖民時期所建的博物館視為是馬來西亞成立前的博物館。實際上,馬來半島和砂拉越在當時的殖民政權並不一樣,博物館創建的脈絡也不同。因此,筆者認為在討論馬來西亞建國之前的博物館,應該要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並將之放置在整體的政治社會發展脈絡下來談。當然,從現代國家疆界來談,將相關的博物館以國家的視角來談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不過若要深究官方博物館的去政治化歷程、如何國家建構的角色等議題,勢必需要透過理解博物館成立的歷史脈絡,才能有更清晰的視野。可惜的是,目前馬來西亞國內的博物館研究或博物館學研究對上述的討論著墨不多。筆者研判應是博物館學在馬來西亞學術界仍然是一門較新的學科,而馬來西亞國內目前也沒有博物館相關專門科系。目前博物館從業人員大部分以歷史學系、人類學系、社會學系、族群研究等相關科系的畢業生為主。

空格英殖民政府實際上也不只是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興建博物館,還包括了印度、斯里蘭卡等地。蓋博物館的行動,如同Benedict Anderson所歸納的殖民統治的三種方法之一,說明殖民政府透過制度化方式來建構其領地的認識論。換句話說,在殖民時期由殖民政府所建的博物館充滿了當權者對地方的想像。而在後殖民時期新興民族國家成立之後,透過了解國家如何面對和繼承這些殖民時期所建的博物館,也可了解其對自身認同的解析和批判觀點為何。筆者因為論文的關係,得以有機會深入爬梳和回顧馬來西亞博物館的成立背景,並了解到一間博物館的成立除了是在嚴密的政策推動下得以成立之外,也隱含了一些不可控的外在因素。以下即針對馬來半島最早期的兩間博物館的成立過程進行說明,以便和上述內容中所提及的砂拉越博物館做一個比較。

空格馬來西亞在1963年成立以前是英國殖民地,馬來半島、砂拉越和北婆羅洲(沙巴)分屬大英帝國底下不同的殖民政權。不只是馬來半島,當時的砂拉越還在白人拉惹(White Raja)即英國布魯克家族(Brooke Family)的統治之下。而當時的馬來半島各馬來王朝在英殖民政府不同程度的統治與控制下。從1785年英國租借檳城(Penang)之後正式進入馬來半島發展貿易活動,對當時馬來王國多採取「不干預政策」,直到各地馬來王國頻頻爆發內戰以及肇因於華人私會黨(secret society)為爭奪錫礦開採權而爆發多次的械鬥事件,使得當地由英殖民政府主導的貿易活動受到嚴重的影響,迫使英國與霹靂(Perak)皇室簽訂1874年《邦咯條約》(Pangkor Treaty)之後,英國正式介入馬來半島的政治。

空格然而這一個政治上的決策,無意間促成了第一間博物館霹靂博物館的建立。1876年11月,霹靂州第一任英國參政司畢治(J.W.W. Birch)被不滿英國殖民政府的當地人刺殺身亡,意外成為了英殖民政府決定開始研究當地文化和風俗的濫觴,而這一間以地方風俗文化為主的博物館應運而生。接任第二任霹靂州參政司的休羅爵士(Sir Hugh Low)本身也是一位博物館學家。1877年到他在成功解決了霹靂州的械鬥和戰爭之後,認為是時候來建立一間博物館,以便來收藏民俗文化和各種動植物標本,以進一步了解當地社會。於是,霹靂博物館(Perak Museum)在1883年建成並開幕。其建築風格是融合了歐洲的維多利亞式和新古典式,並混合印度摩爾式建築風格,這一類建築風格在英殖民地相當常見。而該建築經過多次整修後,至今仍然維持原貌。至於館藏更是如此,收藏了殖民時期官員們在馬來半島所蒐集到的各種生物、植物和動物標本,例如大象、蟒蛇的骨架和標本等。筆者第一次走進去霹靂州博物館,看到展示櫥窗裡有些破損、積著些許灰塵的蟒蛇、大象、猴子等的標本時,馬上能夠感受到百年歷史的韻味。此後有機會與該博物館的館員進行訪談,便從他們口中聽出來,身為全馬第一間博物館的驕傲與自豪。然而這些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原生動植物標本,目前還存放在霹靂博物館的展區內,承載著歷史的包袱與責任,只不過經過長時間的展示,許多標本已經看起來有些老舊以及損壞。無可否認的是,霹靂州博物館的設立,進一步將博物館的構想傳到砂拉越州、雪蘭莪州和馬六甲等地,在那之後,其他地區也開始了建立博物館的做法。

空格有了霹靂博物館成功的案例之後,英殖民政府在馬來半島上的雪蘭莪州(Selangor)又建了第二間博物館,名為雪蘭莪博物館(Selangor Museum)。雪蘭莪博物館始建於1899年,並於1907年完全竣工。雪蘭莪州博物館的所在地就是現今位於吉隆坡的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的所在地。在馬來半島的這兩間最早的博物館,在1910年曾經由當時的中央機關,即馬來聯合邦博物館局(Federated Malay State Museum Department)所管轄,然而這部門到了1932年因政府改組而解散,並回歸州立博物館的層級。雪蘭莪博物館原是英式建築,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被炸彈摧毀東邊建築,導致許多文物毀損,直到1953年臨時博物館建成,始開放給大眾參觀(Hassan and Kechot 2015:90-91)。

空格然而,在馬來亞獨立後,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與英國談判成功,擬與東馬兩地組成一個新興國家馬來西亞。各種因應新國家成立的建設開始展開,包括默迪卡體育館(Merdeka Stadium)意思為「獨立體育館」、國會大廈、獨立紀念碑以及包含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或馬來文Muzium Negara)的興建計畫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最後也在1963年8月31日正式開幕,此後因其位處在吉隆坡市中心,隨著國家和首都的各式發展計畫,吉隆坡作為首都,國家博物館作為新興國家的象徵也逐漸成為了馬來西亞的門面。而本應是歷史最悠久的霹靂州博物館,這一間富有英殖民建築風格,從建築到藏品和文獻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則慢慢失去了它原有的光環。至於砂拉越博物館也一直是該州重要的博物館地標和模範,也可以說是婆羅洲重要的博物館。除了雪蘭莪州博物館由於戰爭被摧毀的因素之外,另外兩間即霹靂博物館和砂拉越博物館至今仍然是國內重要且歷史悠久的博物館。馬來西亞國內博物館界亦將這兩間博物館視為是馬來西亞博物館的開端。至於被戰爭摧毀的雪蘭莪博物館,也被視為是現今國家博物館的前身,不僅繼承了獨佔鰲頭的絕佳地理位置,也繼承了雪蘭莪博物館的歷史傳統,從英殖民時代過渡到馬來西亞新興國家的成立時期。博物館的治理與歷史傳統的繼承與承接,也反映著當地政府與英殖民政府政權和傳統的移交過程。相較於抗爭,馬來西亞的成立以協商的方式逐步完成,表面上看似和平的政權轉移過程,實際上從博物館的批判觀點而言,卻也因此陷入了博物館殖民論述的糾葛中。

 

二、繼承自殖民政府的博物館治理政策

空格馬來西亞博物館經過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歷經帝國時期、殖民時期、民族主義與民主化歷程、全球化與公民參與等各種思潮的衝擊下,其功能與形式、治理與經營方式已經出現許多轉變。馬來西亞作為後殖民時期所興起的多民族國家,博物館也成為了國家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中關鍵的一環。

空格由於馬來西亞的博物館研究方興未艾,過去社會大眾對於馬來西亞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對於博物館的治理情形如何尚未了解,更遑論博物館與社區更緊密的串聯。馬來西亞博物館局是隸屬在文化、藝術、旅遊部底下的二級行政單位。截至2021年10月,馬來西亞博物館局(以下簡稱博物館局)管轄下有20間博物館,分佈在全國的十個州屬和直轄市裡,包括吉隆玻、納閩島、玻璃市州、吉打州、霹靂州、彭亨州、雪蘭莪州、森美蘭州、馬六甲州和柔佛州,除了位於東馬砂拉越州的直轄市納閔島之外,其餘都在西馬。博物館局作為隸屬在文化、藝術及旅遊部底下的次級單位,與其他十三個次級單位共同掌管文化、藝術、文化資產等相關的事務,包括屬性相似的其他四個局處,即國家遺產局、國家文化和藝術局、馬來西亞工藝發展機構和國家檔案局,共同負責文化資產保存與發展的相關事務。

空格上述四個部門和博物館局都是與文化遺產保存、歷史遺跡列冊與修復、傳統工藝保存與發展以及博物館與展示相關的局處單位,許多工作和權責實際上也有很多重疊的地方,在行政上也有互相合作和參照的地方,包括職員的晉升和流通、官員的借調、合辦活動或工作坊等。許多博物館局和各州屬管理的博物館設址於早期歷史建築物中,該建築物的修復工作和預算則是由國家遺產局和公共工程局負責控管。而若該歷史建築物涉及的是國家名人或偉人,例如第一任首相故居、著名馬來演藝家比南利故居等,由於與文獻檔案相關,則是由國家檔案局負責。因此,馬來西亞中央機構中各式博物館,除了由博物館局負責管理和營運之外,目前國家檔案局也管理許多博物館,只是大多以紀念館性質為主 。

空格作為在馬來西亞管理博物館的最高官方機構,馬來西亞博物館局除了進行博物館的營運、文物的蒐藏、維護與管理之外,也進行出版與研究,教育和推廣的工作。在近年來,更是積極推動博物館以及文化資產相關法規的立法籌備工作。由於特定的歷史因素,馬來西亞博物館局與其管理的「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或馬來文的Muzium Negara)的角色、功能和責任容易混淆,筆者認為必須了解前述這兩個單位在歷史過程中的角色有所重疊的地方,以及如何在後續發展中開始逐漸形成兩個不同的單位。這個科層化的過程正是馬來西亞博物館發展與治理中特殊且關鍵的地方。其中應釐清四個面向,即博物館局的發展歷程、組織架構及其變遷、博物館治理的法規與政策,以及相關的經費來源與運用。希望透過這四個面向資料的呈現,能夠對馬來西亞的官方博物館的文化治理術有較全面與通透的了解,如此才能與其背後的社會脈絡作進一步的討論。

空格博物館局的發展時期大致上分成獨立前的殖民時期(1904-1957年),以及獨立後至今(1957年至今)兩個主要的歷史分期,而獨立後按照發展歷程則可以再細分為三個階段。馬來半島上獨立前的博物館局基本上只管理兩間由英殖民政府建立的博物館;而砂拉越博物館則是在布魯克家族統治下。根據馬來西亞博物館局的年度報告書所記載的歷史,博物館局的歷史從英國殖民者設立博物館局開始,中間雖然經歷政治因素和戰爭而有解散和停頓的時候,但基本上如同其他政府機關和單位,馬來西亞博物館局確實是繼承了英國殖民傳統。以下簡述獨立前英國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博物館局從開創一直到國家獨立之間的發展概況。

空格根據博物館局年度報告書(Jabatan Muzium Malaysia 2011:11)上關於博物館局歷史的文章中提及博物館局是在1904年成立,主要管理當時的唯二間博物館,即在1883年成立的霹靂博物館(Museum Perak),以及在1904年成立的位於吉隆坡的雪蘭莪博物館(Museum Selangor)。博物館局成立當年,英殖民政府將這兩間博物館結合在同一個管理機底下,由J.L. Wray擔任第一任的局長。在歷經了三任局長之後,在1932年由於英殖民政府在馬來亞執行分化地方分權制,因而解散了博物管局。到了1938年博物館局又被恢復並有時任雪蘭莪博物館的館長H. M. Pendlebury接任博物館局局長,直到1941年日軍佔領馬來亞。在日本佔領馬來亞的期間,雖然雪蘭莪博物館停止對外開放,但是博物館的基本功能例如收藏文物和增加博物館館藏的工作仍然由日本殖民政府持續負責,直到1945年博物館被美軍轟炸而一部份建築物損毀為止。

空格日本投降之後,英殖民政府接管馬來亞之後,繼續派遣官員擔任局長,然而此時雪蘭莪博物館已經損毀,在原址建立臨時國家博物館的提議由H. T. Padgen提出來,並在1953年2月11日建成正式開幕。當時的臨時國家博物館是在課程部(Kementerian Pelajaran)底下(Jabatan Muzium Malaysia 2011)。

空格從獨立前的時期,英國殖民政府建立和管理博物館,不難看出其作為殖民政權欲透過文化機構來進行殖民地治理的企圖。日本殖民政府亦承接了這個文化治理權,使得馬來亞的博物館並沒有因為戰爭而中斷。戰後英殖民政府迅速收復博物館管理權,甚至興建新的臨時博物館,都再再顯示殖民政權對於文化和文物以及博物館的重視。這樣的精神也持續延伸到馬來亞獨立後,成為了新興國家成立初期重要的歷史論述的根據以及地方文化的基礎。

 

三、代結語:仍需要更多博物館的本土歷史論述

空格從台灣的故宮相關研究到馬來西亞殖民時期官方博物館的建立,兩者之間所能對話的空間在於「去政治化」與「專業化」的可能性,以及博物館從「文化國族主義」轉移到「文化國際主義」的契機和關鍵。若一個社會的民主進程足以影響博物館的論述空間,那麼接下來我們在馬來西亞博物館的發展中,應可期待更多國族主義建構以外的功能性論述方式。我們期待更多在地化、本土化的博物館的歷史論述的生產。

空格從本文中所提及的殖民時期所建立的博物館以及其歷史傳統中,僅僅只從當權政府以及其權力源頭的視角出發,因而忽略了其他歷史論述的機會和可能性。例如馬來皇室作為本土歷史和傳統的維護者的這個功能一直沒有被放置到博物館的論述中。過去博物館學界過於依賴單一文獻來源,即殖民政府所提供的歷史資料與檔案,被視為是博物館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未來馬來西亞本土博物館的研究如何能在相關「去殖民」或朝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得仰賴更多的地方博物館或民間博物館的研究,以讓馬來西亞的博物館專業和研究得以取得新的突破。

參考文獻:

Hassan, Zuraidah, and AB. Samad Kechot

2015    Pengelolaan dan Pengurusan Muzium Negara: Serajah dan Struktur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History and Structure]. Jurnal Arkeologi Malaysia 28:85-101.

Jabatan Muzium Malaysia

2011    Laporan Tahunan 2011 [Annual Report Year 2011]. J.M. Malaysia, ed. Kuala Lumpur: Jabatan Muzium Malaysia.

 

施靜菲(2020)。〈脫掉政治的緊箍咒,轉向專業〉。《文化研究》30: 92-105。doi:10.6752/JCS.202004_(30).0006

王舒俐(2020)。〈迷失在認同焦慮中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化研究》30: 69-82。doi:10.6752/JCS.202004_(30).0004

 

 

[1] 相關研究著作請參考1.Abu Talib Ahmad (2014). Museum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Malay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Harris, Mark and Zainuddin Zainal (1990). National Museum, Kuala Lumpur: History and Culture. Kuala Lumpur: Syarikat S. Abdul Majeed, Pub. Division. 3.Juhazniza binti Musa. (2008).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alaysia, 1963-2004. Post Graduate Thesis. Universiti Malaya. 4.Abdullah Haji Jedi. (1980/81).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alaysia: The HistoricalDevelopment, 1958-1975. Malaysia: Universiti Kebangsaan. 5.Mohamed Zulkifli bin Haji Abdul Aziz. (1977). Directory of Museum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Muzium Negara. 6.Dellios, Paulette. (1999). The Museum as Artefact, Made In Malaysia. PhD Thesis, James Cook University. 7.Zuraidah Hassan and Ab. Samad Kechot. (2015). Pengelolaan dan Pengurusan Muzium Negara: Sejarah dan Struktur [Management of Malaysian Museum: History and Structure]. Jurnal Arkeologi Malaysia, v. 28. 8. Ahmad Farid Abd Jalal, Abdullah Yusuf, Ahmad Faisal Abd Hamid & Rahimin Affandi Abd Rahim. (2019). Kesedaran Muzium Baru Di Malaysia [Awareness of New Museums in Malaysia]. JMS V. 2 I.1: 93 – 111.

No.33  2021 秋季

No.32  2021 春季

No.31  2020 秋季

No.30  2020 春季

No.29  2019 秋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