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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窮又厭世」徵文活動,第一組特獎文章。游家權:「不只是貧窮:淺談厭世的幾種成因」

不只是貧窮:淺談厭世的幾種成因

游家權(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人文與社會科學曾有過一波「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當代的台灣乃至東亞社會,也掀起了另一種「情感轉向」──負面情緒的檯面化。近幾年,「厭世」成了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人)的常用詞彙,不少創作者也把厭世一詞放到平台或作品的名稱上,例如擁有破萬臉書用戶追蹤的「厭世動物園」、「厭世哲學家」和「政大厭世陣線」,更有專書《厭世代》的出版。

 

          關於「厭世」,需要討論的面向甚廣,因此本文將參考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與文學等領域的相關研究(主要文本包含:《工作、消費與新貧》、《情感政治》、《民困愁城》和《焦慮的意義》等書),並佐以些許個人經歷、觀察和相關藝文作品,試圖探討人為何厭世。

本文將指出:厭世既不是台灣社會獨有,也不是當代才出現的新現象;厭世的成因不只有經濟因素,不同群體的厭世根源也不盡相同。而在文末,我將討論如何改善厭世。

 

一、為何厭世?經濟不平等、個人主義、工作質變、現代化、消費社會、社會變革

          在分析人為什麼厭世之前,得先初步定義何謂厭世。當一個人提到「厭世」時,通常是指涉以下一種或多種情緒與狀態的結合,包括:厭倦、高度焦慮、失落、無力、憂鬱或絕望等。

          而厭世的可能成因大致包含:停滯已久的經濟發展與資源分配不均、現代性的黑暗面、個人主義和消費社會的負面影響、失控的正向思考、右翼崛起與「左翼憂鬱」、社會變革時期的徬徨與不適應等。在逐一分析厭世原因之前,我們可以先想像一位1980年後出生的台灣人「厭世青年」普遍經歷過的大致狀況,以便理解並串起上述幾種厭世的成因:

          從小,家人總是威脅利誘厭世青年要專心讀書,並不時提醒他:只要把書讀好、努力考上名校和有「錢途」的科系,之後的人生就能一路順遂,而其他無助於考試的課外活動能免則免。當厭世青年閉關埋頭讀書多時,考完升學考之後,他填了一個家人能夠接受、但是不確定是否適合的科系──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歡什麼領域,過去的家庭和教育也一直沒有給他探索自我的機會。

          升上大學後,厭世青年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佳,所以得一邊上課,一邊打著制式且沒什麼成長機會的工,還要一邊煩惱自己的高額學貸。課業方面,他開始覺得無感、無趣還有繁重。而到了即將畢業的年級,他日漸徬徨,因為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和能做什麼工作。除了迷茫,厭世青年也開始感到恐慌、焦慮,因為身邊的長輩和媒體總是提醒他,現在的職場非常競爭且變化萬千,如果他沒有及早去考證照、檢定或實習,很有可能會找不到工作。此外,厭世青年知道當前的薪資待遇已停滯多年,如果想在佔有多數資源和工作機會的大台北繼續生活,每個月扣掉學貸、房租和生活費之後,薪水恐怕所剩無幾。買房買車、結婚生子這些上一輩人的基本經歷,他更是不敢想像。

          厭世青年讀的是人文社會科系,他自認不只「求職競爭力」堪憂,薪資展望也會比理組低一大截;厭世青年還因為開了「社會學之眼」,經歷過「啟蒙」和「覺醒」,因此變得更為敏感。他漸漸察覺到週遭的種種不合理之處,像是:讀國立名校、不用半工半讀、能夠從容地尋找實習或遊學交換的人,往往有著他所沒有的先天資源與後天優勢。厭世青年發現,這些落差似乎不是靠個人努力就能完全彌補的。而近幾年,除了青年貧窮和居住正義等議題持續延燒,全球保守勢力與極端右翼民粹又再度崛起,性別議題和中國因素等辯論抗爭更日漸白熱化。因此,作為一個會耗費諸多心力關心和參與社會議題的人,厭世青年的注意力與情緒時常隨著這些負面事件的變化而起伏。

          畢業後,厭世青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月薪兩萬多的工作,職場上的技能學習與競爭壓力,以及得適應各種潛規則,都逼得他喘不過氣。至於工作能不能發揮所長、有不有趣、有沒有意義、能不能幫助社會,都是次要。能夠賺到足夠的錢養活自己、繳房租、帳單和學貸,才是厭世青年的當務之急。此外,他時常加班,每天還得擠著擁塞的大眾交通工具上下班。而為了爭取時間和省錢,厭世青年常以連鎖店的食物果腹,最後帶著一身疲憊回到狹小的租屋處。如果不用繼續加班趕工,就是看連續劇或打電動放鬆。至於他的假日休閒,就是待在家裡補眠、滑手機、用電腦,或是出門看場電影、跟朋友聚餐吃美食、逛街,然後被指責是「宅男/女」、「小確幸」,只知道享受,不會存錢去投資理財、展望未來。

          綜上所述,「厭世」源自於達不到種種社會的「成功標準」而失落──成為「魯蛇」,或是對自身的未來發展和人生意義感到迷茫;「厭世」也包含了窮忙上班族每天要面對的龐雜壓力與挫敗,或是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衝突加劇感到煩惱或倦怠。而便捷的知識管道與冒出頭的各種進步價值,讓他們以為當前社會是自由、鼓勵多元的,但實際踏入社會後,才發現現實還是充滿了保守而傳統的束縛與規則;他們以為全球化後的世界是遼闊開放的,但是他們看得到卻去不了。種種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讓當代年輕人不斷經歷打擊和失落,並開始對未來感到無力、無望。

 

「政大厭世陣線」在其2019年2月25日的臉書貼文便清楚道出類似心境,以下節錄部分段落:

「其實這已經不是個念書就一定可以翻身的年代,知識是很棒的東西,能讓人看到大海的遼闊,但有時候我們就只是看到了,卻也沒能游到那裏去。

新聞有很多放榜的文,好像考上哪間大學哪個系,人生就功德圓滿,不是的,這個社會有資源的人其實大多跟念書這件事沒有什麼關係,唸書,頂多就是拿到替他們打工的門票而已。

無論念什麼大學,出社會後大部分的人都得很辛苦很努力才能活下去,曾經我們都幻想過自己會是那個天縱英才的例外,但往往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個不那麼不舒服的位置待著,如果想過得再更快樂一點,就好好地在大學思考自己的人生跟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或許四年根本不夠,但至少也能知道自己不想成為怎樣的人。等到出社會才明白或才去思考這些事情的代價極大,往往大到不敢嘗試,最後就是每天醒來都在懷疑人生。

學業社團愛情很重要,因為這些東西能讓我們認識自己,甚至能嚐到失敗跟背叛的滋味,這些都能讓人變得更強,是面對這個社會滿滿惡意與不公的裝備。

念什麼系其實都不太重要(政大的話啦),很多人在大一就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在這個系就是個錯誤,但能把自己修正到正確位置上的人很少,多的是繳錢最後多了一個錯誤的學位,然後做著一份對自己來說是個錯誤的工作,最後錯掉整個人生。

畢竟找出自己人生的意義是一件太難的事,有時候說服自己『其實這樣也不錯』,人生就會輕鬆很多,但要有騙自己一輩子的心理準備。」

 

          青年在校園中迷了路,出社會後的處境太糟,可見的未來又無變好的可能,厭世感便油然而生。

          簡略回顧完厭世青年的心路歷程,以下將對厭世的幾大成因進行介紹與分析。

 

1、停滯的經濟發展與資源分配不均

          由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所寫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清楚地點出台灣社會的危機:在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導致了資本外移、財團減稅、公債惡化、工會流失與薪資停滯等衝擊,更造成許多負面後果,包括貧富差距惡化、資本集中與創業無望、文憑貶值和工作貧窮、非典型就業擴大、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等危機。

          而上述的社會困境不只發生在台灣,日本、香港、韓國乃至中國等東亞國家都正在面臨類似的狀況。因此,這些國家的青年普遍帶有厭世情緒,像是「地獄朝鮮」的「全拋世代」和中國的「喪文化」都象徵著相近的情感與境遇。

          有期待才會有失望,「厭世」便是跟一個人對未來的「預期」、「希望」和「夢想」息息相關。當長輩與各式主流媒介許諾過的種種白手起家傳說或美國夢,都在長大後日漸破滅;當經濟環境不再提供多數青年足夠的發展機會,曾努力逐夢的青年接連遭遇挫敗後,只剩魯蛇和厭世等標籤聊以自嘲。而在階級固化且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社會,那些少數「成功者」的存在,更加重了這些失落青年的相對剝奪感和厭世情緒。

          而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我認為「青年貧窮」與惡化的政治經濟結構是構成厭世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成因。厭世的原因與厭世者的樣貌極為多元複雜,除了經濟因素外,厭世和「現代性」、「個人主義」、「消費社會」、「右翼崛起」、「人生意義」和「社會變革」等因素也緊密相關。

 

2、現代性的黑暗面、個人主義興盛下的競爭文化、工作質變與財富追逐賽

           甯應斌和何春蕤在《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中指出,讓人們朝向理性算計、利益與效率最大化發展的「現代性」動力,是造成負面情緒擴張的來源之一。像是「去傳統化」雖然讓我們不受傳統侷限、擁有更多機會,卻喪失了依循傳統的安全感;快速變動的社會發展,除了讓精於計算和思考的現代人時常感到疲於奔命,也讓現代人的人生充滿著不確定性和焦慮。因此,甯應斌和何春蕤認為,「Depression」(經濟蕭條和停滯)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黑暗面,而「depression」則是現代性的情緒黑暗面,包含了無動能、焦慮、憂鬱、消沉等情感和狀態。

          除了現代性的黑暗面外,更早出現的「個體化」和「個人主義」也是使人感到厭世的關鍵。歐洲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後,開始從神與宗教所獨尊的世界觀中走出,朝向以人為本的思維,漸漸意識到人是作為一個個體而存在。美國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在《焦慮的意義》中便提到,文藝復興的重要主題之一是「對個體的新評價」,並認為社會只是烘托個人功成名就的背景。於是在文藝復興後,萌芽的個人主義逐漸跟「競爭」綁在一起,個人的成功被視為美德,整個文化也在獎勵勝過他人。羅洛梅接著指出,個人焦慮常受制於他所處的文化價值與標準,「個人競逐成功既是西方文化的主導目標,又是最普遍的焦慮情境。」在西風東漸後深受歐美文化與價值觀影響的東亞社會,當然也難逃此鼓勵個人競爭的文化──包括考名校、找體面且高薪的工作、買車買房等「成功標準」。

          過度的競爭和個人主義會造成緊張、焦慮與人際孤立等後果(厭世情緒的組成之一,便包括了難以排解的焦慮),因此焦慮研究在20世紀中葉之後成了顯學。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1977年的修訂版序提到:「本書出版於1950年,當時只有兩本論述焦慮的書,一是佛洛依德,一是齊克果⋯⋯。在1950年以後,焦慮相關主題的研究與博士論文,則估計至少有六千篇。」

          為什麼這些因個人主義而來的焦慮狀態會變得如此嚴重?羅洛梅認為,這是工業革命跟資本主義高度交織之後,「工作」本質與目的轉變的結果。原本「工作」(work)是人們獲取成就感與意義的創造性活動,而且能增加個人的尊嚴,並透過務實地勞動降低焦慮。但是當財富擴張被工業資本主義視為最高價值後,工作不只轉變為攫取財富的手段,還成了無趣、制式的「苦工」(job),其價值標準不再是生產活動本身,而是工資和薪水。羅洛梅指出:「財富的擴張本具競爭性,成功便是比鄰人更有錢,別人財富的縮水等於我們自己財富的增長。」而財富不只成為公認的成功標準,還是壓力與焦慮的主要來源。此外,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擴張,更加重了台灣社會的競爭文化、個人主義和貧富差距,如此便產生出更普遍的挫敗與焦慮。

 

3、消費社會的負面影響

          與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提到的「工作質變」類似,包曼(Zygmunt Bauman)於《工作、消費與新貧》也指出,在消費美學取代原先工作倫理的「消費社會」中,有意義且能達到自我實現的「志業」變成了特權,只有少數幸運者能夠享有,而在彈性勞動市場的擴大下,有更多的人無法獲得這類工作,因此包曼認為:「工作的美學價值在消費者社會裡,已經轉變爲強大的階層化因素。」

          包曼也指出,在消費社會裡,貧窮不僅包含身體病痛和物質匱乏,還攸關個人的社會與心理狀態,因為窮人會被貼上各種負面的道德標籤:懶惰、失敗、有缺陷、不正常,而這會導致自尊低落、苦惱和羞恥,青年貧窮者的部分厭世感便由此負面標籤而來。包曼接著提到,在消費社會中,「正常的生活」是指能夠把握愉悅和快樂的體驗,更上一層的「快樂生活」則是指充滿新鮮刺激的不無聊生活。而消費市場提供源源不絕的有趣選擇,便是要確保消費者能夠避免煩悶、厭倦和憂鬱。包曼認為,在消費社會裡,「有錢才能進入可以治療無聊的地方(例如購物中心、遊樂場或健身中心)」。如果想進一步達到「快樂境界」,則需要花一大筆錢。但是,因消費而來快樂是短暫的。包曼提到,佛洛依德認為沒有所謂的快樂境界,「我們只有在滿足令人苦惱的需求時,會快樂一下子,但事後的無聊感立即侵入。」而消費者如果失足跌出「無聊-欲望-消費」的循環,便容易感受到「遭受貶抑的苦痛」。此外,在看似人人都有得選的廣大消費市場幻象中,無力負擔的「有缺陷消費者」還會因為這個看得到吃不到的落差而失望與自卑。尤其在打破時間、空間限制下的社群網路時代,同儕間能輕易地透過網路進行炫耀和互相比較(例如:買奢侈品、出國旅遊),於是前述的失落感會更顯龐大且更頻繁產生。這對貧困青年是另一種常見的情緒打擊。

 

4、失控的正向思考與滿載的負能量

         或許有些讀者會好奇,在資源有限但欲望被大量刺激的矛盾衝突下,無法滿足欲望的「有缺陷消費者」是否會察覺到其中的資源分配不均問題,甚至起而反抗?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互有關連的狀況來談。其中一個是,這些貧困族群早已對不平等的現況麻痺,甚至「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了,因為他們光是要保住現有的工作就已耗盡心力。另一個情形是,近十幾年,從歐美席捲來台的「正向思考」/「正能量」,有效地置換、壓制了他們的不滿與負面情緒。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失控的正向思考》指出,「正向思考」幾乎成了一種新興宗教,信徒們時常自我審查,逼迫自己消除負面想法,獨尊正能量。許寶強在《情感政治》也提到,正向思考被商業界大力鼓吹,成了另類的商品。而商業界之所以鼓勵正向思考,是為了挖掘其中的經濟利益。許寶強寫道:「在緊張焦慮、容易令人沮喪的社會現實下,各類好心情工業也就不乏需求,除了各式吃喝玩樂的消費商機外,照顧個體身心靈的服務、正向思維書刊,以至日新月異的抗抑鬱藥物,在在吸引大小企業的投資。」

          而相關的勵志書(「心靈雞湯」)除了鼓勵讀者去滿足消費欲和小確幸,更讓人免於反思個人處境跟政治經濟現況的關聯,如此也進一步加強了個人主義式的思維,彷彿什麼問題都能靠樂觀與個人之力來解決。許寶強便指出,「正向思考」除了不容許負面情緒,還認為「只要努力,總能克服困難、尋取希望、獲得快樂。」許寶強也提到,構成這種思維的是:「不應把個人的成敗苦樂歸咎於社會環境,而應完全由個體肩負的成見。」然而,被過度鼓吹的正向思考會對貧困青年產生負面效果。許寶強指出:「在希望匱乏的社會環境下,仍無時無刻被提醒缺乏愉快樂觀心境完全是個人心理素質的問題,或被鼓勵遭遇逆境時要加把勁、迎難則必須而上,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不僅容易疲憊,產生焦慮憂鬱也絕不令人驚訝。」

          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在金融危機與青年貧窮的持續惡化下,被過度鼓吹的正向情緒開始引起厭世青年的強烈反彈。在社群網路方面,許多充滿厭世感的臉書粉絲專頁在近幾年陸續出現,像是「消極男子」和破七十萬人追蹤的「每天來點負能量」,便直接跟滿溢的「正能量」打對臺。而「每天來點負能量」版主林育聖在接受端傳媒的專訪時就表示:「因為每天(臉書)塗鴉牆上都有很多正能量的語錄或名人金句,看久了就覺得都是自我欺騙,乾脆開了一個粉絲團來吐嘈。」他接著指出:「痛苦來自於現實和能力的落差,很多人永遠在羨慕看似成功的人,努力依循他們分享的言論與價值,但是若沒有認清背後資源和能力的差異,也只會走向失敗。」

          除了上述的粉絲專頁外,不少東亞的藝文創作也開始呈現當代青年的厭世情緒和背景。以台灣獨立樂團為例,像是「傷心欲絕」、「草東沒有派對」、「Deca Joins」、「落日飛車」、「老王樂隊」、「顯然樂隊」、「巨大的轟鳴」等,都讓不盡同群的厭世青年產生共鳴。此外,幾部日本影劇也緊貼青年厭世的社會脈絡,像是被影評稱作是「向日本苦悶抑鬱『崩世代』致敬的悼歌」的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生動地呈現了日本「後經濟泡沫社會」仍屹立不搖的「集體主義」(重視服從和群體利益)和「性別歧視」等議題,以及職場中的諸多不合理要求與沉重壓力;而由直木賞小說改編成電影的《何者》,則描繪了大學新鮮人的求職之苦;小說《年輕人們》及其改編電影《東京難民》,則以一位平凡大學生淪為貧民的故事,點出了都市社會的底層樣態,還有日本殘酷的經濟環境。

 

5、右翼崛起與「左翼抑鬱」 

          這段所要討論的厭世成因,較常發生在關心政治與社會議題的左翼年輕人身上。首先,我們簡要回顧20世紀中葉後的政治經濟和左右翼發展。1950和60年代是歐美的經濟成長期,後來因為工業衰退、越戰的鉅額開銷和石油危機等衝擊,歐美在1970年代面臨了「停滯性通貨膨脹」,經濟開始進入低潮,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失業率雙雙攀升,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右翼勢力因此得勢,雷根和柴契爾夫人上台,著手減少政府對市場和稅制的干預,並削減社會福利。當時除了左翼與工運的勢力式微,貧富差距也日漸擴大。爾後,歐美面臨一波全球化下的產業外移與轉型,當地的勞工階級苦不堪言,有些人便把低薪、失業的原因歸咎到移工和少數族群身上,右翼民粹因此崛起。

          而在右翼趁勢崛起的同時,左翼一蹶不振,情緒受到波及的左翼青年於是變得憂鬱、厭世。然而,由於他們習於關注政治經濟結構遠勝於心理情感層面,導致他們往往不善處理自身的情緒,這便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的「左翼憂鬱」(Left melancholy)。甯應斌和何春蕤在《民困愁城》提到,美國政治哲學家Wendy Brown在其〈Resisting Left Melancholy〉(1999)中,沿用「左翼憂鬱」來分析當代的歐美左翼,認為他們囿於過去的理論立場,既無力回應具體的社會變動,也無能改善個人的憂鬱狀態。此外,日漸流行的憂鬱症等心理疾病,也影響了左翼人士。這些正是部分左翼青年之所以厭世的原因之一。而班雅明和Wendy Brown兩人,也都因為群眾轉向右翼而憂愁──前者是面對法西斯主義的迫害,後者則是碰到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6、社會轉型期的失序、徬徨與不適應

         找不到存在的「意義」是構成厭世的重要原因,這與前面提過的個體化發展、個人主義以及現代化皆密切相關。由於在啟蒙時期之前的神權至上時代,人們不用煩惱何謂人生意義,也沒有「個體」、「自我」的概念。而在啟蒙、「除魅」之後的現代社會,人們失去了神意與宗教作為所有事情的唯一指引,必須自行尋找存在的意義,而一旦無法找到人生意義,焦慮和厭世感便油然而生。

          除了基督宗教的衰落和個人主義的興起外,許寶強在《情感政治》中提到,「boredom」(苦悶、虛無、無聊、厭煩)一詞之所以在十九世紀中成為普及用語,跟工業革命(使工作制式化、讓工作質變)、資本主義(破壞人與人的關係,讓經濟價值成為主導價值)以及浪漫主義等力量的興起都有關。許寶強指出:「浪漫主義的泛濫,滋長了個體的意識,鼓勵滿足及發展『自我』」,但同時大環境卻不支持人們追求「自我」,在這種雙重壓力下,「苦悶」由少數人(如修士或貴族)的「專利」,逐漸擴散到失去傳統價值觀的大眾身上;赫曼.赫塞(Herman Hesse)在《荒野之狼》也寫到他對時代變革的類似觀察:「當現代人被困在兩個不同的年代,以及兩種不同的生活模式中,他們了解自身的能力便全然喪失,沒有標準、沒有安全感,也沒有最起碼的共識。」

          而這類因時代變遷而產生的厭世潮,不只發生在21世紀初的台灣,也曾興起於18與19世紀的交會,以及19與20世紀之交等新舊文化劇烈衝突的時代,像是「世紀末」便是描述厭世潮的代表詞彙之一。以下介紹幾個相關的文學家。

          甯應斌和何春蕤在《民困愁城》提到,社會學家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曾分析歌德(1749-1832)的浪漫主義經典《少年維特的煩惱》,指出最終自殺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其實是十八世紀德國布爾喬亞的普遍「抑鬱」(或稱「維特症候群」),這本書在當時也引起了一波自殺潮(「維特效應」)。而「維特症候群」這種厭世潮,牽涉到發揚人本主義的「浪漫主義文學」,前述的赫曼.赫塞和後面會提到的郁達夫等作家,都曾受此思潮的影響。

          另一個新舊文化衝突與政治變革下的厭世潮,是發生在中國的「五四時期」。中研院近史所的陳建守在〈青年們請安心「厭世」!因為百年前的厭世其實很正面〉一文指出,中國在五四運動前後也有過一波對於厭世和自殺潮的討論。陳建守提到,當時的部分青年之所以厭世,是因為抱有理想的他們,對所處的腐敗社會有著諸多不滿。而要注意的是,厭世不能直接跟消極或不問世事畫上等號,以下要介紹的郁達夫便是一個鮮明案例。

          受浪漫主義影響且文風頹靡陰鬱的郁達夫(1896-1945),是經歷過五四運動的厭世代表之一。從東京留學歸國的郁達夫,早年曾到多間大學短期任教,而當時的軍閥割據和高等教育始終讓他極為不滿,但因為無權無力難以撼動時局,加上健康和經濟狀況都不佳,於是郁達夫成了中國式「世紀末」的厭世青年。例如他的半自傳式小說主角,便大多是內亂外患下的落魄中國文人。此外,在郁達夫厭世的表面之下,其實他對於文學和時政改革也有諸多投入,後來更因為宣傳反日抗戰而死於海外。

          最後要補充說明的是,除了上述各種歷史、文化和社會轉型的原因之外,由於青春期是探索人生意義和身心發展的關鍵階段,因此年輕族群更容易感到迷茫徬徨和厭世。而伴隨著當代的青年貧窮問題、科技迅速革新,以及進步價值時時跟保守文化產生衝突,這些因素都在在塑造了時下的青年厭世潮。

 

三、如何改善厭世?處理資源分配問題、正視負面情感、避免享樂衝動、重建「希望政治」、尋求團體共作與社群支持、革新教育文化

          由於篇幅與個人能力有限,以下針對上述幾個不同的厭世成因,分別作簡要的改善方案探討。

1、解決停滯已久的經濟發展與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針對台灣近年的經濟困境,《崩世代》作者林宗弘提議:政府須轉型成「創新福利國」,利用本土的優勢產業來支撐社會需求,像是透過新的產業政策,積極協助長照、托育等社會福利產業,並擴大其中的內需,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此外,還要改革加重了貧富差距的現行稅制、強化工會的協商能力、適度管制資本外移,以及改善工作貧窮和青年就業等問題。

2、克服「左翼憂鬱」與失控的正向思考:

          甯應斌和何春蕤在《民困愁城》中指出,當人們的身心理遭遇困頓時,不可能成為改變社會結構的行動者。因此為了避免陷入「左翼憂鬱」,我們要先破除這個迷思:「一旦解決社會結構的壓迫,個人的心理情感就會自然不藥而癒。」並且重新檢視佛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者賴希(Wilhelm Reich)的貢獻:同時關照社會結構的壓迫和個人身心情感的困頓兩大層面。而反思被過度倡導的「正向思考」,則是另一個應對負面情緒的良性開端。

          對於受到左翼憂鬱或失控正向思考所苦的人,得先正視並學習跟憂鬱、厭世等情緒共處,因為負面情緒既是人類正常情緒光譜中必然存在的一塊,當它們出現時,也是在提醒人們是時候檢查自身苦惱的根源。此外,適度的悲觀比過度的樂觀更為妥當,因為適當悲觀能使人們更務實地進行判斷,有的心理學家便建議採取「防禦性的悲觀主義」(defensive pessimism),意即適時降低對自己的要求和期許(避免完美主義),並隨時做好最壞的打算(避免過度樂觀)。

          至於要如何改善焦慮?我稍微濃縮、改寫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裡提到的幾個方法:

1、如上所述,首先是不要急著把負面情緒輕易地否定掉,並開始練習覺察不同情緒的來龍去脈。

2、學習坦然面對與承認自己的不安,探索產生焦慮的情境,並在焦慮的狀況下繼續前進。

3、探索當自身感到失落或受威脅時,背後代表的是哪些個人珍視的價值,進而思考自身現況和理想目標的衝突為何。

4、重新安排自己的目標,做出價值間的選擇,然後務實地逐步達成重新排序過的目標。

 

3、避免消費社會中的享樂衝動:

         前美國心理學會主席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於《真實的快樂》指出,如果要避免深陷消費文化中的享樂陷阱──花錢找樂子後迅速產生空虛感的循環,得先辨別「快樂」的兩種不同類型:「如果沒有區分『愉悅』(pleasure)和『滿足感』(gratification),只會使你完全依賴捷徑,尋求生活中容易的愉悅。愉悅很容易就能得到,而滿足則需要動用到個人的長處。」

          「愉悅感」多半跟感官相應的活動有關(例如吃零食和美食、看不太需要動腦的「爽片」),這類愉悅來得快,去得也快,而且容易讓人「適應」,導致往後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達到原本的快樂程度。而「滿足感」則是投入自己熱愛且具有挑戰性的活動後才會產生(如運動、辯論、閱讀、演奏等),滿足感的延續時間較為持久,而且不容易被人體適應。因此,當我們有意識地區分上述兩類活動,並在生活進行調整與實踐,就比較不會陷入消費社會中的短暫快樂陷阱。

4、重建「希望政治」:

          許寶強在《情感政治》提到,人類學家Ghassan Hage曾指出「希望」也有不同的種類。例如,當代資本主義為多數人提供的希望是:分配不均的機會,以及難以達致的單一向上流動理想。許寶強寫道,Ghassan Hage認為有另一種「希望」:「即肯定當下的愉悅和喜樂,尋求不斷增長自身的能動力,讓生命變得更有活力和能量。這種希望要的並非是一種靜止的完美狀態,而是不斷生成的過程,持續積累生命的存在意義(accumulation of being)。」Ghassan Hage還引用Pierre Bourdieu的看法,認為莎士比亞的「To Be or Not To Be」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許寶強如此轉述:「因為人的存在(Being)並不是非此即彼的To Be或Not To Be,而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積累的過程,積累的是:生存的理由或生命的意義。」

          此外,許寶強認為我們也需要重塑革命和希望的話語系統:「除了發展和積累物質力量以外,革命的前提還包括了創造有利於革命的文化脈絡,例如發展新的話語,以孕育更平等、合理、美好的社會,讓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換句話説,使『革命成為可能』的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正是發展一種可以令希望──欲求更美好生活──滋長的語言。」

 

5、尋求團體共作(Do It Together)與同溫社群的支持

         厭世不只跟原子化後的孤立感息息相關,還跟瀰漫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無意義與競爭文化脫不了關係。因此,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擬定新計畫、凝聚新社群,並合作執行共同目標,將能重新賦予參與者自主性、動能和團結感,並從中創造意義,以削弱構成厭世的空虛、乏力與無價值感。

          另外,雖然近幾年有不少對於「同溫層取暖」的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同溫層即彼此熟悉且較容易互相理解的社群,也是人類必不可少的身心避風港。因此,當人們遭遇各種打擊而厭世後,尋求同溫社群的同理與支持便更顯重要。在經過相互打氣、充電後,受傷的人們才能夠再次出發。

6、創造鼓勵多元發展的新時代教育文化

           如同前述,人們之所以感到厭世,很大一部份是源自對未來的迷惘,以及在社會快速變革下,擔心被時代拋下或落於底層的焦慮。然而,長期根植於東亞社會的升學主義思維、填鴨式教育和獨尊有前途科系的想法,一直讓現代青年無法藉由家庭和學校教育來探索自我,也不斷加重當代青年的徬徨感。因此,改變無能協助甚至阻礙了青年探索自我的主流社會氛圍,以及改革不重視跨領域和博雅教育的刻板上對下教育體制等,也是改善厭世氛圍的治本之道。

          最後,對於身處於變革時代與結構困境中的厭世青年,生於日本版「世紀末」的文學家廚川白村(1880-1923),在其《苦悶的象徵》有段相關的勉勵:「因為有了生存的苦悶、戰鬥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價值。那群服從權威,束縛於傳統,如羔羊一般地順從的醉生夢死之徒,和那群汲汲於名利,為物欲所驅使,而全然忘記自己是『人』、應有人性存在的庸俗之輩,從未意會到一種心境──人生的深遠意義,事實上在於那兩種強大力量相衝突而生的苦悶與懊惱,(人生意義)也就是這兩者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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