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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側記

「又窮又厭世」徵文活動,第一組首獎文章。黃康偉:「再思考『青年貧窮化』」。

再思考「青年貧窮化」

黃康偉(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本文主要針對「『又窮又厭世』論壇第三場次:誰的厭世?再思貧窮化的階級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本文企圖將點出該討論上的不足,將焦點轉移至再生產的部分,試圖論證資本主義與傳統的家父長制度相結合。這在台灣乃至漢人為主的社會,揉合成一種特殊的壓迫形式,形成青年世代厭世的現象。

          我先簡單地概括四位講者的說法。陳崇真從世代的角度切入,點出台灣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政府在2008年祭出了許多政策,卻形成了2010年代青年的工作貧窮問題。他發現,主流經濟雜誌比他預想中,更加重視經濟危機問題。總統蔡英文甚至將之定調為國安問題。但是,他發現主流經濟雜誌中仍舊以強調過去的企業家成功經驗,給予青年正能量,希望青年往海外尋找機會。市面上如《崩世代》與《厭世代》兩本書也企圖回應主流的經濟論述。

          前者提出台灣政府的經濟發展思維,因此問題需要從政策去處理。後者則反應不是不努力,是努力沒發展,期望世代透過對話去解決世代衝突。大環境問題與個人問題形成的張力,使得青年在經濟發展停滯的情況下,顯得厭世。

          張宗坤從1990年代私營化至2000年代新自由主義擴展,梳理了「草莓族」與「新興人類」說法的來由。前者指涉的是1990年代的青年,後者則指涉2000年代的青年。他指出,戒嚴後的自由化不完全是負面的,自由化帶來了言論及穿著等的自由,但是資本也同樣是自由化的。

          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台灣從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典範,已經變成了失敗典範。然而,現今的青年還是與過去的青年一樣,被媒體導向要自己創業,青創才能擺脫自身困境。現有的論述依舊將成功的關鍵回到個人層次。

 

青年的反叛與遊民化

           林柏儀則比較2000年代與2010年代,社會對於青年貧窮化議題感受度與支持度的不同。他說,青年貧窮化議題大約2006年左右開始受到異議性社團及人文社會科學學生的討論,並且在之後於當時的《立報》籌組了名為「面對青年貧窮化」的專欄。

          該議題在2000年代並未受到太多的重視,但客觀局勢上,卡奴、青年就學時間的延長、兼職人員被當成正職人員使用等問題都已經逐漸形成。只是人力銀行仍舊一貫的說法,強調青年必須加強理財才能改善經濟。

          然而,到了2010年代,青年在面對「勞基法」的修惡後,促成了青年勞動的社會運動。這些現象都顯示,青年逐漸戳破資方的話術,青年的階級意識逐漸萌芽,青年開始抗議,企圖改變現況。

          戴瑜慧則主要分享了青年遊民在遊民群體中,由於僅僅是居無定所,結果不被法令當成遊民,無法獲得協助的問題。他發現,青年遊民相對其中年遊民,同樣面對低薪,難以應付生活開銷的問題。

          尤其在台北,遊民只能選擇維持伙食或是住房的其中一個策略。青年遊民常常借宿在好友的沙發,也形成了青年遊民被社福體系排除的問題。對比起青年吶喊的厭世,遊民難以發聲,甚至被社會當成「垃圾」。自信心的受創,都讓遊民需要重新學會說出自己的心聲。

 

青年貧窮化的觀察

          四位講者的說法都嘗試將青年貧窮化的文本放置在宏觀的經濟結構進行觀察,關注的是生產問題,較為忽略再生產問題。在抗爭策略方面,相對起林柏儀對於傳統社會或學生運動的抵抗形式,戴瑜慧更將文化行動當成抵抗青年貧窮的其中一項武器。

          我雖然身為外人,非中華民國國籍。但是,青年貧窮化的問題,我是感同身受的。本文我嘗試從再生產的角度進行論述,指出再生產的不足如何導致青年感到厭世。

          我長期作為一位邊際勞工,只能依賴每一年基本薪資的調漲,稍微感受到自己正在加薪。但是,每個月可以運用的生活費,大約與台北市最低生活費標準相差不遠。我依稀記得,馬英九政府在2015年採取「油電雙漲」政策時,我明顯感受到生活費越發吃緊。我必須盡量地減少外食,轉而以吃簡單地泡麵果腹,這也促使我更加關注「青年貧窮化」議題。

          我常常在想,倘若月收入無法涵蓋支出,是否就得成為遊民。戴瑜慧給予了我解答,青年遊民的收入低,但生活在城市的成本高,這使得遊民必須有一套應付「十個瓶子兩個蓋」的生存策略。

         隨著類似的議題,在青年與學生團體之中發酵,除了每一年針對基本薪資調漲的喊話,青年在2017年的「拒砍七天假」與2018年的「反對勞基法修惡」積極串聯起來,反對蔡英文政府親資方的政策。

          這些青年大多靠兼職打工維生,也得應付沉重的課業壓力。僅少數幸運者,生活費和學費則獲得家庭的支持。這一系列維繫勞動權益的運動,一直面對社會支持與動員不足的問題。

          據我觀察,台灣青年關注青年貧窮化的問題,仍舊不足。許多青年固然對民進黨振興經濟無果感到失望,也不寄望於國民黨。他們仍舊相信,只要肯努力,就可以發家致富。他們身邊的確也不乏致富的例子,只是致富的不是自己,他們就會覺得自己不夠努力,所以顯得厭世。

 

青年勞權運動的兩種類型

          然而,撇除運動動能相對低的群眾,積極參與勞權議題的青年,主要分為兩種類型的社運參與者。第一種類型是認為維繫勞權是階級運動。該群體期盼透過改良資本主義,進一步接近推翻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這類型的社運參與者期盼集結所有勞工對抗資本家及資本主義,改變這個壓榨勞工的制度。在動員上,該群體以階級及勞工議題為主軸進行組織串聯。

          第二種類型則認為維繫勞權是建國(國家)運動。該群體認為台灣作為即將誕生或已經誕生的新國家,其國家的內容應該是民主、自由及平權的,以區隔獨裁、專制與落後的中國大陸。民主的台灣是該群體最終的目標,這類型的社運參與者期盼集結所有台灣的勞工,或是被台灣資方剝削的勞工,改善這個壓榨勞工的制度。在動員上,該群體以國族主義為主軸進行組織串聯。

          這兩種類型的社運參與者並非壁壘分明的,也不是對立的,只是便於分析,我將之以兩種理想型的方式進行歸納。兩種類型的社運參與者都會相互借用彼此的論述,彼此在社運訴求上都有共識:推翻壓榨勞工的資本主義制度。青年也清楚只有彼此串聯起來,才能以青年的姿態,發揮社會運動最大的能量。

          尤其,民進黨當初獲得青年的支持上台,只要青年對民進黨的政策表態不支持,或多或少都對民進黨的社會感觀有著巨大的衝擊。在輿論上,民進黨被貼上「資進黨」的稱謂,加上改惡的勞基法版本複雜難懂,這都使得民進黨越來越無法獲得民眾的信任。人人都覺得民進黨成為一個「顧人怨」(台語)的政黨。

 

青年的生存窘境

          然而,意識形態各異,甚至政治觀點各異的青年們,為何會同樣對藍綠政治感到失望,並且對台灣社會感到厭世呢?

          根據我的觀察,我認為彼此面對類似的生活經驗使得青年們集結起來。我在此大致列出幾個面向。從教育經費來看,青年都集體面對學費年年調漲,薪資緩慢調漲的壓力。隨著就學時間的延長,青年面對家庭的壓力,家庭將教育當成投資,期盼青年盡快投入就業市場,賺取回報。

          就業方面,青年在就學時,對於工作的選擇有限,大多數青年都只能在校內或學校附近打工,領取基本薪資或以上不多的薪資。無論是在校內擔任工讀生,或是在校外打工,其勞動處境都在年復一年,並沒有太大的改善。青年畢業後也面對社會適應及求職困境問題,一般青年都會花至少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進行求職。

          然而,畢業求職就意味著經濟的完全獨立,更多生活費的需求難以滿足,例如辛勞了一天,仍舊無法天天購買一杯咖啡慰勞自己。這也形成「小確幸」心態的形成,繼而嗅覺敏銳的廠商,就會推出各種「小確幸」的商品,供青年上班族進行消費。又例如,就業後無法在短時間內購買自己的房子,只能忍受父母天天的嘮叨,或是忍受着同房室友的習慣。加上台北住房缺乏隱私的隔間設計,都使得青年感到厭世。

          所以,這也使得尤其在台北與新北地區,高房價及高房租議題引起輿論的關注。另外,每當雇主惡意資遣員工的新聞爆出,鄉民也會感到格外憤怒。這樣的憤怒也許難以形成社會運動,但是勞工在面對不合理的對待時,已經不再選擇低聲下氣。大多數勞工選擇以勞動檢查的方式,暗地裡檢舉雇主。近年來,空服員及機師的罷工行動,也普遍獲得青年的支持。青年感同身受職場的困境,在這些抗爭中,即使自身的勞動條件並沒有顯著改善,但情緒上都得到宣洩的機會。

          但即使繼續在校園裡求學,無論是選擇延遲畢業,還是繼續考取研究所,恐怕都不是可行的「逃逸路徑」。根據教育部最新統計顯示,最近一學年度(106學年度)沒有準時畢業的大學生人數竟高達4.9萬人、佔學生總數4.6%,這項人數與比率雙創歷年新高,較105學年4萬8071人增1417人(蘋果日報,2018.6.9)。輿論經常將呆在學校形容成「逃避社會」、「躲在學校保護傘內」。

          實際上,就學時間的延長乃是因為就業市場的要求日益提高,新鮮人往往被要求已經就有實戰經驗。所以,實際上延畢更常是因為想要繼續學習,或是對於投入職場的信心不足,想要找到實習地點後,待轉正再畢業。考研究所同樣是學生希望透過學習,累積更多求職能力。然而,在集體低薪的狀況下,更長的就學時間,學會更多的技能並不代表可以賺取跟優厚的收入,這也形成青年自覺無論多努力還是「沒有出路」的窘境。

 

原生家庭的問題

          除了生存上面對的窘境,我認為原生家庭問題也是令青年苦惱的原因。近年來,我觀察漢人社會都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誠如林柏儀說的,上一世代的受教育程度大概平均在高中或高職,現在這一世代大多都必須大學畢業才能找到工作。更長的就學時間,意味著教育這一項「投資」的結果越晚回報。這無形中導致原生家庭的預期與青年之間產生張力。

          台灣固然有社會福利資源,但是更多時候,長照和教育等責任都推卸到家庭這個最小的生產單位之上。例如,家人會要求青年盡快畢業找工作,然而青年對於職涯發展,可能是念研究所。可是,這對於在還未完全經濟獨立,自己出去謀生仍舊難以馬上獨立的青年來說,是艱難的。一方面,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減少,獲得高等教育要不就是背學貸,要不學費也只能由家人代為償還。

          另一方面,由家人償還,就意味著家人有能力主宰了青年的生活,青年等於就是一個已經成熟的「小朋友」。他懂得思維,卻因為經濟上無法自主,難以脫離原生家庭。極端的例子,原生家庭甚至會將青年病理化,複讀媒體給予的訊息給青年,告訴青年要積極向上,不要當啃老族。即使青年已經投入職場,也同樣必須在「孝道」的框架下,對父母進行「欠債還錢」式的撫養。家中的小孩越晚自立,也推遲了父母退休的時間,兩者形成一種拔河的狀態。

          進入文化層面,每一年春節,親朋戚友們對於「錢途」做攀比。每當春節,臉書總是傳送著如何應付親朋戚友的說法。其實,回到現實層面,青年也因為這類文化因素,被預設為必須「成家立業」。彷彿拒絕物質生活,拒絕買車子及房子這類商品,就是欠缺社會化。

          在台灣,這樣的現象其實與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非常相似。新加坡從90年代開始就產生一套評斷一個人是「溫拿」還是「魯蛇」的社會標準。新加坡社會會用5C評斷一個人是否物質生活充沛。5C即Cash(現金)、Car(汽車)、Credit card(信用卡)、Condominium(公寓)和Country club membership(俱樂部會員證)。

 

資本主義與家父長制下的青年「共感」

          當然,我絕不是指責青年接受物質享受生活是錯誤的,也不是在鼓勵拒絕物慾的波希米亞主義(Bohemianism)。相反的,在能力允許下,人人都應該有充沛的物質生活。然而,我要強調的是,台灣主流社會在文化層次的要求,使得青年的生活狀態經常被「掀底」起來進行檢討。尤其,台灣這樣並未完全現代化,在現代自由解放的同時,又帶有前現代一般,傳統與保守的家父長制的權威,兩者相互糅合,形成青年面對的社會壓力。

          上面的形容無法完整的概括所有青年面對的窘境,但我認為這就是青年所面對的「共感」(common sense)。然而,這樣的說法還是不夠貼切的。誠如Burawoy(2005,頁135)提出的,支配階級受到意識形態的形塑,多過於它形塑意識形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汲汲於欺騙,但他們散播的是宣傳,而不是意識形態。生活經驗和意識形態二者緊接著,但那是生命經驗,創造了意識形態,而不是意識形態創造了生活經驗。

          「只有不爭氣,沒有不景氣」是資方做出的宣傳,但是勞方實際上感受到的,更多是生活的不如意。這樣的不如意逐漸形成一整個世代的厭世,青年也相信自己恐怕沒有太多力量改變社會。

          到這個部分,我已經做為該場討論做出了補充。透過對家庭、文化等再生產部分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正是如此的意識形態,才能維繫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青年能否在厭世中進行抵抗與反撲,將會是我下一個部分的討論。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我認為正視生產問題仍然是重要的,我僅僅為我的夥伴們進行微不足道的補充。

 

「妒恨」的蔓延

          互聯網的普及曾經為政治的變革帶來希望,人們期盼在互聯網上互通訊息,促進公共討論。然而,2019年的現在,台灣充斥著媒體亂象,每當看新聞,最精彩的往往是網絡鄉民的留言。面對青年貧窮化,人們依舊厭惡遊民,認為遊民「怎麼不去死一死」。人們在網絡上轉變為網絡酸民,類似狂新聞一樣,不停地宣洩自身的「妒恨」(Ressentiment)。

          「妒恨」這個概念由Nietzsche提出,後由Scheler深入剖析的論題。對Nietzsche而言,現代是弱者、頹廢者、蛻化者、「多數者」的勝利時刻。現代的各種價值規範與求知模式皆是弱者合法化其頹廢孱弱,並以此脅迫強者就範之詭計。工於這般詭計的心理狀態,Nietzsche稱之為妒恨(Ressentiment)(Nietzsche,1990;引自趙剛,1998,頁245)。

          Scheler則將「妒恨」這個概念深入剖析,並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妒恨」可說是一種最常見的情感結構,深刻關聯到現代性的形成(Scheler,1998)。根據Scheler的分析,「妒恨」的產生需要兩個社會學條件:一是理論上的平等,二是實際上的不平等。在此情形下,高喊著平等的口號、卻處處展現不平等的現代社會,可說是「妒恨」的溫床。Scheler 進一步指出,「妒恨」可說是因為反復壓抑報復衝動所產生的一種心靈自我毒化,很容易導致價值顛覆的結果。作為一種現代性的產物,國族主義也無法免疫於「妒恨」;在各個不同民族國家的創建歷程中,「妒恨」都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Greenfeld,1992;引自汪宏倫、張可,2018,頁16)。本文採取Scheler對於「妒恨」的分析,進行本主題的分析。

          回到青年貧窮化議題,按理來說,就業應該是平等的,然而實際上,青年的求職卻遇上不少難關。企業厭惡沒有求職經驗的求職者,即使找到工作,後續青年在更多再生產需求,例如買房子、生小孩、結婚,每一樣都壓得青年喘不過氣。這樣的心態使得公共領域的對話無法展開,導致台灣成為一個「妒恨」的社會。

          「妒恨」並無法幫助我們推動資本主義。相反的,「妒恨」助長了極右派政治,透過操作「世代對立」議題,使得青年世代對抗被認為佔據資源的「老人」,並且以排他的方式維繫自身的資源。甚至不少youtuber透過散播這樣的「妒恨」,增加自己的點閱率。

          悲觀的說,勞權議題難以擴大,和青年普遍陷入厭世狀態有著一定的聯繫。許多青年由於厭世,產生「妒恨」,進而心靈自我毒化。「妒恨」使得他們厭惡藍綠惡鬥,逃避尋找解決方案的可能。政策在公共領域難以進行商議,公共利益也進而消失,只剩下無止境的「個人」在惡鬥。

 

被掉包「階級問題」

          除了「妒恨」,青年世代還必須警惕消費主義及政黨政治的收編。承接之前提到的部分,嗅覺敏銳的資本家已經察覺到青年世代的厭世現象,於是推出「小確幸」商品,或是在某商品的包裝印著「慣老闆遠離我御守」。消費主義透過不斷吸納這類型的次文化,以推廣自身的品牌行銷。

          在政黨政治的部分,承接林柏儀的看法,不少青年政客也以「青年參政」的形象博取選票。但最必須警惕的是,政黨政治往往背後有著一套官方的國族主義。這樣不具有抵抗性及理性的國族主義,往往也成為收編青年反抗力量的一環。

           於是,「階級問題」都可能被「世代衝突」、「消費主義」及「國族主義」給掉包。青年實際面對的現實窘境,往往被表象給掩蓋。值得鼓舞的是,我認為社運青年對於民進黨主推的親資方勞動政策,以走上街頭的方式進行反撲,是推倒資本主義的重要一步。

           青年社運參與者的一系列行動,雖然難免惹來社會負面的社會觀感,卻使得政府必須意識到,違背民意就注定付出代價。而且,這些行動也延緩了民進黨修法的進程。正面來看,這也算勞方的小小勝利。青年與工會的結合,雖然有不順暢的部分,但是也在實驗中,進一步拓展未來勞權議題的可能。

 

結論

           總的來說,本文企圖將焦點轉移至再生產的部分,試圖論證資本主義與傳統的家父長制度相結合,如何在社會之外,在家庭這個生產單位內,對青年進行文化及意識形態層次的影響。

           然而,我並不會將青年視為一體的,青年也有性別、階級及族群之分。只是因為漢人社會中的生活經驗,使得青年呈現一種普遍相同的厭世狀態。

           我仍必須強調,對於生產部分的分析,仍然是重要的。對於社會現象的科學分析,才能使青年告別「妒恨」及文化領導權的收編。Freire(2003,頁76)《受壓迫者教育學》提到:「很少有佃農,當他有朝一日「晉升」為工頭時,他會對他昔日的伙伴不採取專制的手段來監管,其嚴厲程度甚至較老闆本身更尤有過之。這是由於佃農所處的大環境,仍未徹底改變的結果。」

          我相信,只有透過不斷地對話與反省,青年組織才能夠壯大,青年世代才能我們才能尋求正在的解放。而且,「青年貧窮化」不只是一場生存鬥爭,也是一場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鬥爭。青年恐怕沒有太多的逃逸路線,只有不斷地嘗試累積社會運動的能力,才有可能找到一線生機。

        

參考資料

Burawoy, Michael(2005)。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林宗弘、張烽益、鄭力軒、沈倖如、王鼎傑、周文仁、魏希聖 譯)。台北:群學出版。

Freire, Paulo.(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方永泉譯)。台北:巨流。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etzsche, Friedrich. (1990).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New York: Penguin.

Scheler, Max.(1998). Ressentiment. Milwaukee, WI: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汪宏倫、張可(2018)。「RIP,426」:解析「大陸地區旅台學位生」的國族經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5卷,1-88。

蘋果日報(2018.6.9)。75%學分沒修滿「高教警訊」4.9萬人延畢創新高。蘋果日報。2019年4月10日存取。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0619/38047719。

趙剛(1998)。〈跳出炉恨的認同政治,進入解入的培力政治-串聯尼采和工運(或社運)的嘗試思考〉。收錄於《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北: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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