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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下的兩岸移動」論壇 ──第二部分:陸籍學者的證言

「新冠肺炎下的兩岸移動」論壇

          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發生後,在臺求學與工作的陸港澳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以及過年回鄉省親的大陸配偶立即面臨,因為防疫特殊處置而無法返臺、或被迫滯留第三地的窘境。同時,也有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和台商因此無法返回工作崗位,甚至在兩岸對奕的緊張態勢中蒙受不必要的指摘。雖然疫情尚未過去,防疫的邊界管制亦未消除,但相關措施已然對他們造成傷害,也讓兩岸關係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尤其4月9日中國大陸教育部宣佈暫停陸生來台升學就學的試點工作,不僅加劇兩岸關係的惡化,更實質地影響了「陸生」的權益,乃至未來兩岸高教的地景。是故,我們希望藉著舉辦這一系列的文章,向受到影響的朋友們表示關心和致意,並且展開對「陸生」、「陸配」以及其他兩岸身份的討論。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視角的觀察,思考兩岸移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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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籍學者的證言

 

一、民間的善意,政府的無視

          我叫陸冰瀅,是中研院數學所的博士後研究員。去年十二月我計劃春節連假去南非旅行,訂了機票1月22日離開台灣轉機新加坡,2月3日過境新加坡,2月4日回到台灣。我離開之前幾天已經在網路上看到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的新聞,有朋友提醒我不要回大陸,我說沒事我去南非玩躲得遠遠的。接著我提醒了父母。1月22日臨走那天我還跟台灣朋友提起我覺得自己今年不回家過年是明智的選擇,要是回去了可能就回不來台灣了。1月26日聽說了我被禁止入境的消息感覺很懵,在此之前我因為去南非而被禁止入境台灣的可能性從來沒在我腦回路中出現過。

 

          台灣開始封鎖大陸人入境的那兩天我正在南非北部的克魯格國家公園。克魯格國家公園以野生動物在原始生態中棲居聞明,驅車幾小時也看不見一根電線桿。那兩天我的手機沒有信號,我對外界消息一無所知。直到1月26日晚上回到現代社會,我翻了一下早就炸開鍋的大陸數學博士後的微信群,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早一天台灣當局禁止了所有持中國護照科技活動類入台證人員入境。這個規定不考慮旅行史只看證件。根據群裡聊天紀錄,已經有朋友的導師給內政部打過電話,得到的消息是我們只要在境外全部不能入境。

 

          我最後一次離開大陸是去年10月25日,到深圳大學訪問,遠遠早於武漢第一例病例發病的時間。從深圳大學到英國開會兩週,11月12日回到台灣之後一直到春節。我對自己被禁止入境感到非常不可思議。不僅僅因為我沒有疫區旅行史,而且我在台灣擁有正式全職工作。緊急情況下叫停非必要的短期行程,包括旅行和學術交流,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全職工作一人只有一份,在這份工作期間我的居住地也只有一個,在台北市。我不在中國工作,沒有中國的社會保險,意味著我唯一有一個全職工作者應有的完整醫療保障的地方我卻無法入境。這件事非常荒謬。而且假如我的單位對我停薪留職,我將會失去收入。萬幸的是中研院後來給了所有無法入境的中國大陸僱員遠程辦公,薪資照發。這點在一開始我們是不知道也無法預測的。中研院是一個非常好的單位,但是據我所知,其他單位的博士後並沒有都這麼幸運。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們學術工作者找新工作的週期非常長。假如一位學者缺少經濟來源想換一份新工作,那麼他工作開始的時間受限於學期,申請工作要提前兩個學期進行,用人單位提前一個學期完成招聘,在入職前一個學期往往已經排好下學期新來的老師要講的課。入職時間沒有很大彈性。一位學者突然失去工作,可能半年都找不到下一個。再者,像我這樣不可能造成防疫缺口的案例也不是個案,就我所知清大數學所也有一個博後因為春節出國旅遊無法返回工作。台灣政府一刀切的政策對我們這些合法的長期工作者非常不公正。反觀跟台灣一樣最早受疫情影響並在邊境做出調整的新加坡的做法,針對的是旅行史而不是國籍。而且長期工作者自始至終都可以入境,入境之後需要完成14天隔離。新加坡的做法相比之下要公正的多。

 

          我一直在關注台灣的防疫。台灣防疫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非常令人稱讚。但是我認為社會公平和防疫之間並不矛盾。追溯到一月的時候,像我這樣沒有去過疫區的簡單個例,被阻止入境而無法回到工作崗位,是不合理政策的受害者。有人說,把我排除在外是為了防止中國人通過轉機繞過限制,但是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證明自己十四天在境外是很容易的事,大部分國家都在護照上敲有入境章,一些國家如南非也有出境章,對於沒有出境章的國家,結合回程的登機牌很容易看出最近十四天在哪個國家停留。如果某個國家沒有入境章,也可以通過當地領館出具證明。我很理解暫時停止短期往來,如果只是像新加坡一樣放開長期工作者入境,像我一樣的特殊案例不會很多,不會增加海關人員的工作量。至於其他在中國過年的工作者,可以考慮像新加坡一樣要求隔離,或者由政府出面確保這些人不會因為猝不及防的規定而失去收入。現在國際疫情趨於嚴重,各地每天疫情瞬息萬變,我不敢說三月底我不可能從加拿大帶入病毒,此時如果禁止所有非公民入境也是合理。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在關閉邊境的同時,應該給受到影響的非台灣籍工作者對衝政策保障他們的權益。我個人的權益暫時是有保障的,但是這是中研院出台了好的政策保護我們,但這本來是關閉邊境的政府應該考慮的事情。而據我所知有其他單位博士後被迫減薪,理論上停薪的可能也存在。另外,政府應當非常明確對長期工作者和短期旅遊理分別處理。我同政府溝通過程中得到的一個常見答案是要等疫情過去才能統一恢復。我呼籲今後政府應該在疫情壓力稍微減輕的情況下優先考慮放開長期工作者入境,可以要求他們入境後再隔離14天,而不是等到所有旅遊交流活動都恢復才允許這些人入境。否則雖然我現在已經沒有經濟壓力,對職業前途仍然非常擔憂。

 

          我一直認為防疫非常優秀的台灣政府在對大陸籍工作者的處理方式不妥,而且保護外籍勞工和保護本土安全沒有事實矛盾。保障外籍工作者的權益也是政府職責之一。作為陸籍在台工作者,我們也都對台灣繳納所得稅,很多學者工作週期開始或結束於一年中間,所得稅稅率為18%,遠遠高於本地公民的6%。不論公平與否,在職期間,我們並沒有短繳,為什麼我們受到的待遇卻有如此不同?

 

          直到今日我一直沒有放棄跟政府部門溝通。我想在這裡跟大家按時間線分享一下我和台灣政府以及其他各方溝通的整個過程。南非1月27日上午,我拜託了還在台灣的朋友幫我再打電話說明情況。我的朋友打電話到內政部詢問結果是我不能入境。我覺得雖然按現有的規定我不能入境,但是應該讓內政部了解他們看起來沒有考慮周全的情況,於是我決定親自給打國際長途,我多次打給過移民署和衛生防疫單位,接線的工作人員態度有好有壞,但是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我並不意外,但是我請求移民署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同時我也聯繫過桃園機場海關,桃園機場接線工作人員非常理解我的處境,說他們並不清楚需要看內政部的規定。接著我打電話台灣駐開普敦辦事處,辦事處官員拒絕提供任何幫助讓我自己打給內政部。我提出我會親自到辦事處來,駐開普敦官員告訴我最好去約翰內斯堡的總部。我打電話給約翰內斯堡總部,詢問是否可以出具未去疫區的證明讓我入境。總部的官員表示願意為我詢問。第二天總部官員告知沒有辦法。

 

          同天我在臉書上發帖求救,一位朋友幫我找到了聯合報記者,採訪我寫下「中研院陸籍研究員海外旅遊 疫情爆發被迫滯留南非」的報導,據我所知沒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關注。一位中研院秘書看見新聞詢問我的情況。我馬上給數學所所長和秘書寫郵件求救。秘書告知給內政部打電話得到了同樣的結果。在另一位台籍老師的建議下,1月29日我給中研院院長廖俊志寫了一封郵件請求跟內政部說明情況。院長迅速回復了我的郵件,表示院方會出面溝通。1月30日,得到洽商結果「移民署表示雖已瞭解本院數學所該名個案之實際情形,但仍無法對個案做例外放寬,惟該署日後會視情況,檢討是否放寬部分可來台的類型」。為了引起移民署的注意,我還在移民署粉專上留言說明情況,我的留言被一位高教工會官員看到來向我詢問情況並提出以後可能提供幫助。另外,我的加拿大同行看到我的臉書求救貼,邀請我去多倫多大學合作以前討論過的項目,但是對方經費有限,主要用於邀請國內學者,我能得到的經費補貼非常少,只夠一張單程機票。雖然如此,回不到台灣,中國大陸因為疫情已經處於停止運轉的狀態,有工作機會我還是義無反顧跳上了飛機。

 

          到達加拿大一週以後,中研院通過了我申請動用的海外訪問經費,回台後報銷。我的住宿費算有了著落。否則台灣的工資扣掉台北的房租不夠支付我在多倫多最便宜的AirBnB一個月住宿費。我非常幸運,雖然回不到台灣,直到三月疫情全球全面爆發之前,我在加拿大都既有安全和經濟保障又可以繼續工作。雖然如此,我並沒有放棄跟台灣溝通,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一直相信這個政策是不合理的,可能有其他人因此權益受到損害,我希望能夠改變現狀。二月底我詢問中研院回台政策是否有變化,秘書告訴我依然在為我爭取但是沒有鬆動。我的導師安慰我大家都把我當作數學所一員,沒有忘記我。2月17日我給總統府寫了一封郵件說明情況希望能夠改變對陸籍研究員的政策,幾天後收自動回復說我的郵件被轉到了內政部。3月2日內政部回復了我的郵件,很官方的告訴我按照現在的規定我無法來台訪問,並沒有回答我提出政策不合理性。讓很驚訝的是3月19日衛生福利部又回復了同一封郵件,但還是只是告知我暫時不能入境。我了解到因為全球疫情升級,台灣將從3月23日起禁止所有外籍人士入境,但是長居者,工作者依然可以入境,並且新增條款可以依具體情況對個例給予特例處理。於是我打電話聯繫駐多倫多經濟文化辦公室詢問是否可以給我發放特例處理。駐多倫多官員表示願意為我爭取,3月20日回復台灣方面仍然不允許。3月21日我登上回上海的飛機。

 

          我覺得自己的經歷至今為止都非常幸運,雖然不斷碰到麻煩,但都化險為夷了。這一切離不開很多很多人的好心幫助,有我的合作者朋友們,有三位加拿大同領域的頂尖數學家,這些老師有的和我素未謀面只看過我寫的文章,有的過去只跟我談過一次話。得知我的不幸遭遇,他們拿出經費通過接待我訪問的方法,幫我支付部分住宿費,減輕我的經濟負擔。我更是因禍得福得到了難得的交流學習機會。從南半球正值盛夏的南非前往深冬的加拿大,我只帶了四件無袖衫、兩條短褲和一套秋裝。我一身過冬的衣褲靴子都是別人接濟。我自己的美國導師原本也準備長期接待我,由於之後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學校關閉而被迫取消。我的單位中研院更是給我和其他無法入境的同仁巨大的幫助,讓我們可以安心等待疫情結束。來自許許多多台灣朋友的關心和幫助,也讓我在一片讓人困惑的輿論聲音中堅信我一直以來所看到的台灣人的善意。但是,所有這些來自各界的幫助我都不認為是我理所應得的,而這些幫助也是獨立於台灣政府的一刀切政策。我們不能無視這樣的政策可能,和已經對在台灣合法全職工作的陸籍人士造成的傷害。政府在因為防疫而不得不傷害非本土勞動者時,有義務給出相應的對衝保護政策。

 

          其實即使在台灣,被傷害的也不僅僅是社會正義和可能長期累積的負面影響。病毒不看國籍,更不看一個人拿著什麼護照。早在防疫初期,就出現過來自中國同一個城市同一航班,台籍公民入境後自主健康管理,可以離家走動,其配偶居家隔離檢疫,而同飛機上的美國遊客什麼防疫要求都沒有。好在這個漏洞不久被補上。接著最近一個月台灣方面又低估了來自歐洲的疫情,現在還在修補漏洞。我並非指責台灣失誤,對新冠肺炎,幾乎所有國家都在某一時刻低估了其嚴重程度。台灣在一開始的警覺不僅保護了台灣人的生命,也保護了台灣的經濟穩定。現在世界多個國家實施封城,學校停課許多人工作無法繼續收入無法保障,而台灣因為防疫成功至今不必停課。除了一些產業受到打擊,如旅遊航空和大型活動,其他大部分台灣人工作和經濟活動還沒有受到嚴重影響。在全球流行病的背景下,罔顧事實盲目針對某個護照持有者傷及無辜,這樣的心態為將來留下隱患。我非常希望現在防疫領先的台灣能夠重新考慮不合邏輯的政策決定。

 

           最後,祝大家共度難關。

 

 

二、看不見的圍牆

          我叫劉博辰,是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部的博士後。我出生在哈爾濱,今年31歲,在杭州讀大學之後赴美國讀博士,之後分別在以色列、香港做過博士後,2019年8月搬來台灣。在這次疫情期間,我是1月24號除夕從台北直接飛回哈爾濱同父母過新年,受1月26號起施行的入境禁令影響,至今無法返回。

 

          首先,生命高於一切,對於任何合理的防疫措施,我都是非常贊同和支持的。如果說禁止有疫區旅行史的非台灣公民入境,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願意配合。但政府在1月26號的決策並不針對病毒,只針對陸籍,無視旅行史;對外籍人士直到2月6號才首次做出限制,並且有旅行史的考量。對外籍人士的全面入境禁令直到3月19號才開始施行,此時距1月26號陸籍人士禁止入境已有近兩個月。科學上講,感染病毒的風險只於所處環境相關,與民族、膚色、國籍一概無關。政府部門只針對陸籍做文章,是明顯的歧視行為,讓政治大於科學,於防疫無益,也容易顧此失彼造成防疫漏洞,危害台灣居民的安全。我本人在此表示強烈抗議和譴責。

 

          此次疫情期間,滯留湖北的台灣人竟被列入入境黑名單,被剝奪了回家的自由,即便包機回台也要集中檢疫隔離;歐美疫情如此嚴重,對歸國人員管理依然鬆懈,趴趴走的新聞屢見不鮮,並多次造成社區關聯感染。正所謂對大陸嚴防死守,對海外放任自流。這個防疫的思路就很明顯了,就是將病毒與大陸劃等號,認定防疫等於防大陸,一切與大陸有關的都有毒。這個思路像極了美國1882年的排華法案,但這一次的性質明顯更加惡劣,不僅排大陸人,連自己的同胞都排。現在台灣已經頒布了對外籍人士最嚴厲的入境管控,但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依然可以憑居留證入境,義大利人、美國人都可以,只有陸籍不可以,讓我同滯留湖北的台灣人一樣有家難回。我已經31歲了,離開家鄉哈爾濱已經12年,離開中國大陸也接近10年。那麼我在哪兒工作,在哪兒生活,哪兒就是家。我現在在台灣工作,我太太與我一起在台灣生活,那麼我現在的家就在台灣。我們尊重台灣的風俗習慣,遵守台灣的法律法規,積極地去瞭解適應台灣的生活,與周圍人相處融洽,我們不認為我們的到來對台灣人的生活帶來了任何的麻煩和困擾。在這半年的生活中,我們多次在島內遊覽,累計參加了三場馬拉松,在101跨了年。我們非常樂意去了解、體驗、融入本地的生活,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充分感受到了台灣人的善良與友好,在日常生活中從未因為陸籍的身份受到來自普通民眾的無禮對待。

 

          但政府似乎根本不歡迎我們,給我們設置了很多障礙。最明顯的就是健保、所得稅、居留證。根據現行的制度,我需要在台灣住滿6個月才可以申請健保,但在此期間繳稅卻絲毫不減。現已確認我2019年應繳所得高達18%,每月一萬多塊,數倍於本地居民。我在美國、以色列、香港學習工作生活過,台灣是唯一一個需要比本地居民繳更多稅的地方,卻不享受任何的福利。相比較之下外籍人士來台灣工作直接有健保。所以這已經不單單是歧視了,更是一種針對陸籍人士的剝削壓榨。外籍人士來台工作,可以提前申請居留證,來台之後立刻就可以拿到;陸籍博後都是沒有資格申領居留證的。我去年受邀去韓國參加學術會議作報告,但因为没有居留证最後不得不去特意飛去瀋陽辦理簽證。這是很可笑的,我是代表台灣學術界,去展示我在台灣的工作,但我卻因為沒有居留證而不能在台灣辦理簽證。我很喜歡台灣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狀態,但這些因為出生地而帶來的歧視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在台灣我經常會去酒吧咖啡館,然後跟周圍人聊聊天。我本人是很願意通過這種方式來瞭解台灣的社會尤其是台灣年輕人的想法的。我旅居海外多年,見識過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各種不同的聲音都是很理解尊重的。向我剛才講的,台灣人很友好很有禮貌。但我能明顯感覺到很多人當他們知道我來自大陸之後會自動產生一種屏障,講話就會變得很小心很緊張,有的時候我甚至覺得我才是那個有言論自由的人。有一次有一位女士就很直接地跟我說,一聽說我是中國人之後就感覺中間隔了一堵牆。那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肅很嚴重的問題。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她也沒去過大陸,但這堵牆就橫在我們中間了。我在以色列工作的時候曾穿過巴以邊境的隔離牆去過巴勒斯坦。這個隔離牆在Google地圖上是找不到的,我不知道是Google真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所以我滿心期待的按照Google地圖的指示從指定地點下車之後,眼前的不是巴勒斯坦的城鎮而是隔離牆。那麼這兩次撞牆的經歷給我很多類似的感觸,就是只要有牆竪在那裡,人們就會放棄溝通與思考的嘗試,走向無理由的潛意識里的對立。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一年來了一個台灣的學弟,有一次我在跟一個外國的同學吃飯,他就走過來自我介紹說 「我叫什麼什麼,來自台灣,博辰來自中國,我們是敵人。」 我當時覺得這可能只是一個不好笑的笑話,但我後來發現這不是一個笑話,因為從他後來的表現來看這些話都是發自肺腑的,雖然他從未跟大陸產生過任何形式的交集。

 

          現在兩岸分歧很大,摩擦不斷,民間及網路上產生仇中恨中的情緒我完全可以理解,但這是不是意味著台灣需要從政府層面來歧視在台灣的大陸人,以此來作為回擊。這究竟符不符合台灣的價值觀?大家背景不同很正常,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相互尊重相互交流,一起學習一起工作,而且这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即对不同出身不同观点的人一视同仁。我們作為外來人,不求特別優待,但求公平公正。兩岸之間一直存在無形的牆,此次更是借助疫情被添磚加瓦。不過即便是這樣,我還是願意為兩岸的相互瞭解相互理解出一分力,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柏林牆經過30年已經於1990年拆除,我相信兩岸之間的阻礙溝通之牆也終將經過努力以某種方式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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